七個香港人── BIOS monthly 抗爭現場街訪
香港自 6 月 9 日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每週街上都有大量的民眾示威,他們倚靠不同的運動手段試圖引起國際關注,等待理應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在無盡的傷害之後給一個答案。事件延續三個月,元朗事件、太子事件、示威者失明⋯⋯,流血不止的香港有過兩百萬人站在街頭,爭取五大訴求,日日夜夜都在持續抗議與遭受警方過度暴力和拘捕。
我們在 9 月 7 日德福商場靜坐的人群、與 9 月 8 日在中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集會中隨機訪問民眾,那兩日,我們眼見小至學齡前兒童、大至七十歲的老翁都走上街,他們用稚嫩的聲音喊:香港人加油;也用生滿皺紋的雙手堅穩舉起看板,風雨同行。
二十歲,大學生:「走到這一步,是無路可退。」
在九龍熱鬧的購物中心德福商場,人們在精品櫃上與甜美的食物面前享受週末,但其中一層樓,有人群自發排列成隊伍,高喊革命口號,亦有大群人坐在地板。我們見到兩個女學生在地上黏起連儂牆、隨地起義。她們的父母大約五六十歲,都不知道她們來參加運動,即使政治觀與父母相反,仍然選擇站出來:「這是我們最後站出來的機會,我們再不站出來,整個香港都會沒了。如果我們年輕一代也不站出來,這個社會還有誰幫?」
參與這場運動的不只大學生,我們看見許多香港中學生,手繫手,中間隔著筆或洋娃娃,或是高舉「我要回去上學,不要打我」的牌子,只望香港政府給五大訴求一個回應。
作為香港的學生,她們害怕暑假結束,許多學生必須重返校園、運動聲量減弱,因此呼籲學生們不要斷送自己的未來:「我們想過最壞的打算,被拘捕、被打、被列入黑名單,就算我們害怕,我們還是因為香港是我們自己的家,所以站在這裡。」
四十八歲,家庭主婦:「我有一個兒子,他今年十七歲,我不想他走出來,我代他走出來。」
香港人除卻週末的大遊行,在日常也經常發起小小的集會,幾百個人佔據百貨公司靜坐、或是在機場來回走動堵塞動線,最常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我們看見兩位母親並肩走一起,行走喊口號時她們沒帶口罩,問她們為什麼站出來,其中一位母親回:「我站出來,是為我的下一代,我有一個兒子,他今年十七歲,我不想他走出來,我代他走出來。」
這些長年在家做主婦的媽媽,因為參與運動而被鄰居與友人排擠。「我們同年齡層的媽媽,站出來的很少,她們對我說,不要搞這麼多東西,我說為什麼不出來?這是我們的家啊。她們就慢慢疏遠我,不跟我接觸,特別是看見我穿黑色衣服出門就怕。怎麼會這樣?我走出來是為了我的良知、正義,卻被孤立。」
說到迫使她們放下鍋鏟走出來的原因,是因為那些受傷的孩子們:「看見香港的警察謀殺香港市民,我們很氣憤。我們只能走在後勤、或是提供前線需要的物資。」
二十三歲,新加坡留學生:「如果連我們都忘了,真相是很容易被掩埋的。」
這位帶著護目鏡、眼睛裹著紗布的青年在現場吼得很大聲,我們訪問他時,聲音都沙啞了。他目前在新加坡唸書,因為知道香港有難,特地回來。六月時,已經參與製作運動中需要美工的文宣設計。「我回來是因為我需要參加這個運動,這是香港很重要的時刻,我要在這邊見證。」
2014 年他也曾參與雨傘革命。「那時候人民有想法,但不知道方向怎麼走。但現在的運動是更有組織性的,我們知道要怎麼往那個方向走去。」
在百貨公司的示威裡,人民除喊口號,也唱起蔑視香港警察的改編歌:「有班警察毅進仔/人又廢/又要威/有班警察位置低/做狗乞米。」儘管有少數聲音提醒警察的過勞與不可抗命,但由於中國媒體曾串連藝人在社群大肆渲染暴力言論:「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群眾仍有本能的恐懼與憎恨,也因為部份警察的執法過當、以國家行為作武器傷害無辜民眾,造成香港市民與警察的關係敵對緊繃。這位青年說,警察很讓香港市民痛心:「他們打人那是最可怕的,你不知道你走在路上什麼時候會被警察打,你只是路過也可能被打,打人可以有選擇,但是他們打下去都是很命中要害的。」
因為流血衝突而奮身起義的香港市民不少,他帶起護目鏡現身集會,也是因為尖沙咀 811 的布袋彈攻擊導致示威者失明:「我們不要忘記這件事,如果連我們都忘了,真相是很容易被掩埋的。」
七十四歲,退休消防員:「你問我怕不怕死,我怕。但我們有一個目的跟理想,去對抗去犧牲。」
德福商場一樓直通地鐵站,一條樓梯的距離,即是站滿港警、氣氛嚴肅的九龍灣站。在電扶梯的交接口,站著一位老先生,身上掛著示威牌子。他今年七十四歲,消防員退休二十二年。
「我從 1989 年就開始為香港的民主去遊行示威。年輕時我是一個港豬,不是很關心社會的政治問題,1989 年,我看見北京天安門,那些殺學生殺良民的,整整兩個晚上,我一直流淚到天亮,6 月 3 日我開始參加遊行示威,就一路到今天了。」
老先生身上掛的這個牌子,是今年運動中的第十個:「我寫很多個,每次都不同的。我是為年輕人寫的。」在他同年齡層的朋友裡,他形容「三十個人裡,有二十八個是信任共產黨的」,而他是「其他兩個最笨中的一個」。
「他們搞亂香港啊,我和他們不同。」
老先生也見過 2014 年雨傘革命,眼見過一群人變一盤沙:「那時政府也是完全不理睬,運動拖下去 29 天,人都散了。這次因為引起的反抗更大,這個條例通過,我們香港人完全沒有自由了,大陸的法律進來香港,你要是犯法,就抓去大陸審判坐牢,我們是不同意的。」
他同時想與台灣人說:「一定要清楚,共產黨的手法,他現在有錢,用錢滲透台灣的經濟、政治、媒體,台灣人要清醒,共產黨是不可以相信的,相信了就是死路一條。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老先生說的話感覺從丹田裡來,招引了原本在大樓中遊行高喊口號的人注視。
許多人經過老先生,跟他說辛苦,他回:「我不辛苦,我站十幾個小時、有時還能坐,很多香港年輕人沒有睡覺的。」有兩位中年婦女,看見老先生站在這不捨,好心拿飲料給他、要他小心下面的警察。我問他難道不擔心警察暴力猖獗?
「每一個人都怕死的。你問我怕不怕死,我怕。我們有一個目的跟理想,去對抗去犧牲,像年輕人都出來了,我年紀大不能去前線,我就用我的方式站在這裡,也是抗戰的一個方式。」
三十歲,上班族:「香港的媒體不會全面報導事實,我自己來現場看,什麼是真相。」
9 月 8 日的中環遊行,主張請願促請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中環站被擠得水泄不通,從中環遮打花園外圍一路漫延到地鐵站外的大街,人群擠滿了中環站。但一個香港兩個世界,天橋上同時也有移工依照往例,假日坐在天橋上,女孩子們彼此修剪指甲、打牌,橋下傳來響徹雲霄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Fight For Freedom」。
我們訪問一位無法走進圓環中心的上班族,她說她身邊三十幾歲的上班族也有反對派,因此辦公室談論也很敏感:「都有留意香港的民主狀況,只是不是一直都有出來。」之所以會慢慢投入運動現場,是因為:「香港一直在發生抗爭,但香港的媒體不會全面報導事實,我自己來現場看,什麼是真相。」
每天上下班,她都會經過地鐵站,更深刻感受到香港人的自由跟法治正在被破壞:「有一種很深刻的恐慌,從這個禮拜開始,我們地鐵站每一天都有很多警察在出口看看乘客、徘徊查看。這些就是白色恐怖啊,我們也沒做什麼,他們隨意叫年輕警察去給市民搜袋搜身。」
二十六歲,舞者:「我們政府已經沒有想要把對人民的暴力偽裝成秘密。」
在德國留學與教導舞蹈的她特地回來參加運動、 支持港人:「這裡是我的家,其實我晚了很多,六月時運動已經發生,但我當時不在,我很想跟香港人站一起。721 元朗事件,讓我想要馬上回來。」
舞蹈老師還是大學生時,也曾積極參與雨傘革命,她認為五年以後,香港的政府與警察更令人髮指:「他們那種對待人民的暴力⋯⋯我們政府已經沒有想要把那種暴力偽裝成秘密,把所有事情都呈上檯面了。也因此人民的確信更大,這次運動,人們向著五大訴求這個方向是很清楚的。」
作為一個理解身體的人,她無法忍受警察在捉捕市民之後還無情地摧折與傷害他們的身體:「我是跳舞的老師,我沒辦法接受,警察抓人以後,還要對我們用私刑,不斷地破壞人的身體,我不能接受這個社會這樣傷害人,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身體的安危都已經備受威脅。」
舞蹈老師知道台灣人在現場也很感動,除了感謝台灣人同在,她也說:「台灣加油,不要接受一國兩制,你們國家是比他們(中國)走前很多,不要放棄你們的文化,還有你們的根。」
三十三歲,銀行專員:「這樣的香港,不站出來不行。」
在人群中,有一個女孩子孤身柱著拐杖十分顯眼,她是一位銀行專員,從七月份開始支持反送中:「我看見我們香港政府⋯⋯好像已經變成共產政府了,你看到警察執法,什麼人他們都抓,如果你只是路過,他們也可能抓你、甚至陷害你。香港警權太大,而我們的政府沒有任何反應。」看著跟黑社會聯手的香港政府,她充滿失望。其實她工作的地方屬公家單位,因此出來還是有點敏感,但她認為,香港人已經身在這個處境,沒有什麼好怕:「我看到那些市民受傷的新聞,很心疼,也很生氣。雨傘事後,我們好像已經散了,但現在這個反送中,又把香港人凝聚在一起,我們持續在要求自由、人權跟民主,但是因為這次抗爭,才真的看見政府已經把香港的人權謀殺了。」
香港政府把老老少少,弱的病的都喚醒了,她行動不便卻來現場,語帶哽咽:「我想香港變得更好,那些受傷的朋友,是把我推出來的原因。」即使需要倚靠拐杖前行,她依然說:「這樣的香港,不站出來不行。」
作為一個面向藝術與文化的媒體,BIOS monthly 走進了香港人的生活,環繞在香港人周邊的街景已是政治——尖沙咀的夜晚熱鬧依然,但在鄰近正在吃著晚餐的小吃店兩公里外,可能正在發生抗爭、警察武力鎮壓,封站的太子站肅穆裝設成靈堂,街邊圍牆充滿粗暴塗鴉、路面隨處可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噴漆,這些市民經過了他們第十四個抗爭的週末,站在街上,齊心喊著香港人加油。這樣的生活,若不是政治,那它是什麼?
這不僅是香港人的戰役,也是國際間人權的再次啟示,將會是深深啟發當代所有人的一種戰鬥型生活。我們看見港人團結所擁有的超絕意志,也看見一座城市的對峙、衝突與可能性。在大港開唱宣告停辦的此時,我們再也無法宣稱文化與政治不相干,直視生活與正在革命的香港,自由需要戰鬥,也需要溫柔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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