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能封鎖我的名字，無法封鎖我的思想——專訪何韻詩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6.12.2019

本篇擷取自《野 yeah》〈野燎〉篇，深度全文請見 BIOS monthly 實體刊物《野 yeah》。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與概念，而是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自於某些男女，源自他們的生命和作品⋯⋯」—— Hannah Arendt

何韻詩唱歌時發出的中低音特別迷人，唱好中低音比飆高音更難，高音是可以憋著上去的，唱中低音時，氣要更沉。其實她也曾批判選秀節目一昧找高音歌手、埋沒了音樂的可能性。內斂的、聲腔獨到的，不一定這麼大器或適合在市場上比武，但何韻詩近幾年都在做這樣的音樂。

她發聲姿態的確立有跡可循。2014 年十月，香港起義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革命，在許多公眾人物都選擇噤聲之際，何韻詩與黃耀明在兩天內召集錄製〈撐起雨傘〉。她一聲「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揭竿出社運的路。佔中運動結束後，何韻詩已完全成為中國政府的黑名單，當時她說：

「比起歌手身份，我更珍惜我香港人的身份。」

2015 年，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被失蹤」，也反應從媒體到出版物，香港已無處不受北京控制，何韻詩在臉書發言：「我們一起撐。」2019 年六月香港《逃犯條例》修法引起香港市民憤慨，群起佔領香港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街道，警方以過度武力鎮壓驅趕，一次次的運動傷害，召喚更多香港人覺醒。當許多藝人紛紛表態「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同時，何韻詩站在第一線，和民眾一起遊行，高唱〈海闊天空〉、〈願榮光歸香港〉——比起做一個藝人，她選擇做一個人。

何韻詩已經不只是存在於紅磡舞台上的名字，你能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連儂牆前看到她，你能在從萬人到百萬人的遊行中看見她。何韻詩來到了人民所在的地方，齊上齊落。

看不見的城市

我們抵達香港採訪何韻詩，踩在她生活的土地上、呼吸著人口密度極高的空氣，以體感明白了她所說「香港已經接近完全地被北京控制」的緊張。壓抑氣氛在每個地鐵站不證自明，走在智慧燈柱下，周圍皆是武裝完整的警力部署，每日通勤的民眾，身邊環繞隨身警棍、警盾、護目鏡、頭盔、胡椒粉的警察，整座城市是被監控的圍城。在這個隱私被暴露、軍政暴行也一覽無遺的地方，香港人看不見自己的未來，煙霧彈四起，一座看不見的城市。「香港從以前就是一個守規矩、與遵循潛規則的地方，我們的教育系統引導我們乖乖去遵循一個模範答案。」何韻詩十一歲時移民加拿大，一段時間後回來，香港變更多。彼時，她已經是一位歌手。那幾年，何韻詩在社會的秩序下忍讓，直至 2012 年她出櫃、繼而成立自己的音樂公司，也更公開支持關注的社會現象。

2014 年訪問何韻詩時正逢雨傘革命，居住在台灣一陣的她說：「香港正亂，我想回家了。」是什麼樣的人，會選擇在亂世之中出頭？何韻詩談彼時香港，當十幾歲的黃之鋒站了出來、學民思潮組織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遊行集會、對抗中國國民認同的洗腦教育深入小學，香港人開始反思：我們要什麼樣的生活？「以前我們都被套在同一個模子裡，年輕人做一份工作，只想好好過生活到老，但現在，很多人已經不認同這一套：買車買房生孩子過一生，這已經不是許多年輕人嚮往老去的方法。」網路社群興起，香港青年的消息與思想在 Telegram、Airdrop 與各社群遍地開花。

從教育開始，香港人回望自己的歷史：「越來越多人發現，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中許多保障香港自由與民主的條例，我們根本都做不了。」面對不民主、房價過高的現實，香港新一代持有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他們不再像父母一輩，可以輕易地拿到經濟上的紅利，而是承擔幾十年北京政府滲透香港體制的副作用。香港人要什麼？她想了想：「香港是一個保有中西合併特色的地方，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與思想。」

收購香港媒體與出版社，同步控制商業與金融體系，一步一步從傳媒改變「思想」、從經濟定奪「生死」⋯⋯反送中運動昭示了香港的忍無可忍，但何韻詩最不忍的是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次運動的人數、範圍，都是超乎北京政府想像的，因為許多港人都認為，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戰。現在香港政府都不再隱藏他們聽命於北京這件事，你看過去幾個月，政府躲在警隊後面，警隊好像得到一張免死金牌去鎮壓。」無以計數頭破血流的市民、八位以死明志的運動者，有人失明，有人丟了工作，有人被逮捕。這場運動中，更傳出警隊對女性行使性暴力、不少失蹤無下文的孩子。

我們行經太子站，兩位母親看著陳設的靈堂、有人燒香祭拜、封站的站口，靜默地擦拭眼淚。香港孩子們的母親，正在為受苦的肉身哭泣。「很多人說，我們絕對不要再讓六四重演，但是在香港人的眼裡，已經在重演，只是在一個相對開放的新聞環境。之前傳出 831 太子站有人死了，政府處理事情的態度、與警方把人趕走不願公布 CCTV⋯⋯，你能看見，他們的姿態就是：人民奈我何？這跟六四有什麼差別呢？除了沒有出真的子彈，警察傷害無辜民眾，每一下都打頭，那都是可能致命的。他們說橡膠子彈低武力，但是卻有人被打到失明⋯⋯」採訪當時她沒想到，未來有一天，警方會打出實彈。何韻詩說到氣憤處，也沉不住氣，聲音像一把銳利的美工刀。

整個世界的抗爭，沒有退路

每次發聲，都是字字鏗鏘。看何韻詩不顧北京反對、現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為香港運動發聲，幾度被中國代表打斷，她仍挺直腰桿說完。許多人咒罵她插手政治，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控訴：「為一己私利甘願充當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搖尾乞憐、引狼入室，這種醜惡嘴臉和卑劣行徑為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所不齒。」他們極盡所能地羞辱、脅迫，何韻詩根本不放眼裡。有沒有想過最壞的情況？退路是什麼？

「還有什麼退路？我真的看不見。」

很多人說她一個藝人插手什麼、懂什麼政治，但何韻詩功課做得很深，她筆直深入香港歷史、也廣泛在國際上尋找香港發聲的位置，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人，釐清細節與脈絡。她談中國的恐懼管理：「從文革到六四，香港經歷的種種事情，中國讓人民覺得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方法，就像德國希特勒的極權政府，根本不用做什麼激烈行動，只要把幾個黑名單處決、消失，就會讓所有港人恐懼而不敢發聲。」2014 年後何韻詩決定站在風口位置，就已經決定好失去一整個中國的商業利益，以及更多：「現在整個香港的環境跟條件下，已經不是我能去思考我自身安危的狀況。」

香港人心繫香港人，何韻詩眼看走在前線的青年每天被擊打、逮捕，她只想著怎麼用自己的「名字」做更多：「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我起碼能做的事是跟他們繼續站在一起，用我的聲音，在我的空間或是在國際上發聲，如果我有權力，我應該說他們的故事。」當港民圍堵機場、佔領百貨，用身體的反覆移動與抗爭的疼痛抵抗亡國感，何韻詩也努力尋找讓國際看見的方法：「你會發現，這不只跟香港人有關了，香港走在對抗中共極權的位置上，也牽動中共以不同手段滲透在其他國家的經濟與教育，那種從統戰開始的國家機器運作，也已慢慢毒害著其他地方的民主自由。」

近十年來許多人、政府政黨、政府機構受迫於中國經濟利益上的要脅，也懂了自我審查：「不僅是澳洲，美國、英國、加拿大都有這樣的問題。」但這兩年以美國川普政府為首，面對貿易逆差、知識財剽竊等問題，國際間也意識到了中國入侵的手段，美國不僅大量關閉以傳播軟實力為名、實為中國大外宣政策產物的孔子學院，2019 年又更加深與中國的貿易戰⋯⋯「像美國的許多措施，也是因為他們看見了中共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強勢，透過市場的力量去散佈已經不符合這個世界趨勢的價值觀，更多人知道中國用他們老舊的那一套要他人屈服於大中國，毀滅著世界各地的人權價值。」

何韻詩對香港的未來保持希望，即使走得慢：「這已經不是香港幾百萬人的抗爭，而是整個世界的抗爭。」

在獨裁政府眼中，我做什麼都是政治

在何韻詩倡議路上，持續丟掉工作，但她並不畏怯，成立了自己的音樂公司 goomusic。自從雨傘運動被封殺後，她就積極思考新的商業模式，那不僅是作為一個公司創立者、也是作為一個創作者思考「音樂市場」的可能。何韻詩爭取機構贊助，在這五年裡已經完成四場大型演唱會，甚至場場爆滿，他們努力迎向眾志成城、不受中國所害、香港人依然買單何韻詩的時代。

她自己寫歌譜曲，將獨立思想的創作當作對抗極權政府最大的溫柔武器，透過出書、寫歌，推動港人的團結與信念。香港與台灣有地緣也有相似的政治情感，她也曾為閃靈樂團演唱紀錄二二八事件最後一役的〈烏牛欄大護法〉：「與其說是政治上的共識，應該說是對人基本權利的共識，我們認為我們有發聲的自由，我們有為自己的未來去作主的自由。」〈烏牛欄大護法〉裡何韻詩以台語唱出「望天也保庇，保庇彼咧人。」那是她對歷史的眷顧，也是對香港人深重的願望。

「在訊息及新聞不斷被封鎖及修改的年代，我們更需要藝術、更需要藝術家的真實紀錄和呈現。他們能封鎖我們的名字、封鎖我們的進出，卻封鎖不了我們的思想。一旦作品完成、發表，它將永遠存留於世上。」——何韻詩

「在極權政府的威脅下，其實我們做什麼都很政治。」何韻詩認為，是政體，讓一切成為了政治：「無論北京在天安門的學生，或是香港的市民，你說他們想牽涉政治嗎？不是，他們是為自由站出來，無可避免地牽涉政治，我去寫有關自由的歌、去做有關自由的事，在他們的眼裡，都是政治。」政治便政治，又何妨？「以前在華人社會，會覺得政治是某些人才能觸碰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重新理解政治了，生活就是一種政治，生活在一個極權社會中，任何的舉動都是政治，你不想要跟著他們的規則走的話，『你』就已經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動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