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母親的那條路，專訪江佩津《卸殼》：「我回來了」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7.03.2020

記者有屬於記者的手勢，比如說，喜歡拿著筆說話。

除喝水的時間，她始終沒有放下筆，儘管此時，她已經不是採訪者了。

江佩津的故事，得先從拿起筆開始講。

偷看妳的日記

「就是因為媽媽會偷看日記，我才要寫日記啊。」

在江佩津的童年記憶裡，母親一直在寫日記。「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小，看我媽寫的日記本，字的狀態很雜亂，可以感覺到書寫者情感的強烈，很難去閱讀。」她從母親的日記翻譯生活狀態。母親身為長女，女人，別人的妻子，歷經失婚、負債的重挫與怨懟，她做過導遊、清潔工、賣場試吃人員、到火鍋店洗碗、在麵包店工作。江佩津的晚餐跟隨母親帶回家中的食物長大，鑰匙兒童有時在家煮食一鍋芋泥鍋，有時是有著樸素甜美滋味的蛋糕邊。

她在日記裡同時看到母親最赤裸的一面，「我重新講『這件事』也是因為⋯⋯一定還是會被『這件事』影響。」

日記裡寫著母親要帶她去自殺，母親總在提醒她那個現場「是妳哭著要我留下來」，仿若油麻菜籽的生命需要一個殘忍的挽留，而那個見證者正好是江佩津。「我習慣去看我媽的日記，也因此那個不安全感一直存在，長越大也會想，我真的要一直去責怪這件事嗎？這本書一面想處理母親的不安全感給我帶來的創傷，一面是在檢討我自己。」在母親的生命裡，她到現在還將自己放在「加害者」的位置上。

小時候江佩津也擁有一本帶鎖頭的日記本，黑色髮夾一撬就開，明知母親會撬開來看，她依然在每次書寫後，鎖上鎖頭，讓母親敲擊、窺視、帶有距離地端凝她。寫下來了，是倔強如她能承認「我受傷」。

江佩津的童年裡，母親總不在身邊，家裡貼滿寫上食譜的便利貼、冰箱有哪些菜，靜默的愛以筆跡取代言語，落在日常實踐裡，她們就這樣給不常看見的彼此黏上便利貼。而問她真正喜愛書寫的原因卻是：「發現寫東西有錢拿的時候。」

「我就是超級熱愛賺錢啊。」江佩津確實對錢很有興趣，現在的她正在新加坡唸 MBA 管理學院，從壹週刊記者到 MBA，甚至不是唸媒體，她玩笑「唸傳播感覺看不到未來」，實則：「我想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的背景讓我知道金融遊戲會怎樣影響人，為什麼會造成這些事？從有錢人的角度，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高中她開始「寫小說賺錢」。「我不是唸中文系的，會欠缺一個對閱讀的完整體系，也很難認定什麼是文學，畢竟我開始喜歡閱讀是在看《魔戒》這種奇幻文學，當然那時候蘇偉貞也是有讀到啦，欸不小心透露年紀⋯⋯」她喜歡小說，因為能逃離現場，在虛構想像新的人生。總有什麼吸引她去寫：「小說，可以修改曾經發生過的事、我想修補的關係，這是我寫小說最常做的事。」

日記或書寫，以生命作田野，修羅場當遊樂場。

寫給父親：早安

但她的第一本書，竟是散文。江佩津做記者多年，她已習慣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又或者，她自小比別人心更狠一點。

父親是個賭徒，母親作保欠下大筆債務，國小的她一一剪開每張家庭合照，分成了「父親」「母親與她」。然後收拾父親的包袱，請他離開。這一走，是誰也回不了家的路。

「賭徒的生活、離不了婚的女人，會很像鄉土劇一直重複上演，父母分開也是要花一段時間接受，當妳接受了，去做判斷是很容易的——我不想再看他影響這個家，因為他就是⋯⋯這樣講我爸壞話不太好，他像是寄生蟲寄生在家裡遊手好閒，作為他的女兒壓力很大，大人們會看著妳說：妳爸是一個很糟糕的存在，妳會不會也是一個這麽糟糕的人？我就會想證明，我不是這樣的人。」

「把自己穿進最好的衣服，不想流露出失敗的模樣，無論是在課業失敗、在生活失敗、在感情失敗，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確確實實地失敗著，都還是有著不願被發現的倔強。」——《卸殼》〈包裹之城〉

她用報導去接近父親，逼視自己受傷的地方。長期以來，江佩津關注的議題不外乎是身體的傷與心理的傷，剛進週刊時，她選擇做工傷與憂鬱症，而後她也做八仙事件傷者及家屬們的追蹤報導。在「卡債議題」邊處理自己家中的債務整合時，她一面是受訪者，一面是採訪者。

持續用報導走進生命空缺處。父親在她聲援死刑犯鄭性澤的日子傳來死亡消息，因為工安意外。

「當時，我去把他的喪禮辦一辦，好像就這麼結束了，我會覺得還有什麼可以努力呢？只能藉由寫工傷報導，去接近我不在的那個現場，對我來說，有一種贖罪的感覺，本來沒辦法幫他做到的事，透過別的報導、別人的聲音講出來了。」

在台北，她報導勞動者、工傷，遠方她的父母也曾經驗這些。靠近時感覺窒息的人事，放遠看作議題，似乎就能走下去了。

有太多「不是台北長大的小孩」是這樣離家的：抱持父母的冀望到台北，努力唸書，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在離鄉好遠的地方，用論文與研究談著家鄉的衰敗與環境污染。

江佩津如此長大了，像是為了把貧窮拋在過去，努力穿上好學生的制服、透過知識向上流動、藉由採集這些散落的符號拼湊出自己斷捨過的「父親的模樣」。在寫父親逝世的〈站前大飯店〉末她向父親道了聲「早安」。繞了那麼遠的路，也不過想做這樣一件簡單的事。

江佩津透過採訪各種版本的故事看見父母親，比起集體現象的社會關懷，更想將「卡債族」「工傷受害者」標籤下各有姿態的生命力抓上舞台，在別人的故事裡側目自己，一筆一劃，寫下她對父母難言的「早安」。

採訪本身是自救。江佩津情緒低落時，一位採訪過的街友打電話安慰她。「我有種反過來被拯救的感覺，妳知道那個東西很不容易。在做報導的時候，我也會想，看著他們這麼努力，我好像⋯⋯根本沒必要那麼難過，寫這本書時，我不想說我很難過我很痛苦，會覺得這個痛苦相較之下好像沒有意義，我才會寫得像不關我的事⋯⋯」

「我知道，這已經是相對幸運的一個故事了。」

寫給母親：新年快樂

「我喚她媽，但沒有回應，伸手觸碰時是已然僵硬冰冷的屍體，我忍不住顫抖起來。撥打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喚我去摸母親的脈搏是否還在，我還記得我說：『已經硬掉了』。」——《卸殼》〈新年快樂〉

新年那一天，她罹癌的母親決定不再拖累，紙條留下「我還是很愛妳」，結束自己的生命。江佩津此後步上返家的復健之路。

她寫處理母親後事的這半年，像是電影快轉，那些片段讓人無法接近寫作者的情感，裡面有一種忍耐維持著界線，像提醒她忍耐就不會崩塌。「前面一個月，我是用很真空的狀態在處理事情，通報警察、聯絡葬儀社、處理遺物、處理房子⋯⋯，讓自己不要有太多感覺，才有辦法過下去。」

江佩津曾在〈我喜熊〉寫自己小時喜愛泰迪熊，童年母親經常買熊給她，使她從沒感覺被生活錯待過。直到有次她在商場看到母親扮演一隻大大的熊形玩偶，一群孩子圍繞在她身旁敲打著母親。

小時候的泰迪熊，也在她們的「房子」搬遷縮小至母親最後住著的旅社小套房後一一丟去，她在處理媽媽的後事時，正式告別兒時玩偶。母親的生活用品、衣物，大多捐贈。她們四散各地的家，最後只總結為 25 個箱子，收納在高雄的一處小倉庫。

其中有一箱，是媽媽的遺物。「那些東西很可能就這樣放著這輩子都不想處理了，不想去面對那個箱子，也可能是不想面對⋯⋯我媽是怎麼生活的。我看《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說看什麼東西有感覺就把它留下來，我想，她一定沒有整理過遺物吧？」江佩津想用時間換取心理的空間，但始終覺得沒辦法：「其他的東西，我目前就先放在那一邊，從一間房子到一個箱子，這一箱是我以後要面對的。」

「像我現在飛來飛去，如果哪天我只要帶一個東西走，可能只剩我媽的照片，那個是告訴我自己，我到哪裡都要帶著。」和母親一起去京都玩的照片，母親穿著和服：「我們本來就有洗照片的習慣，我煩惱說到底要哪一張照片呀好煩惱！好這張看起來比較瘦那就用這張！完全是女兒的私心 ^_^ 」

母親走的那一天，她是用 LINE 傳訊息給母親後才發現她不在了。LINE 上寫著：「新年快樂」。而母親病時她們兩人的交換日記，母親最後的筆跡留在「電療、化療我真的很怕／有些痛不欲生／字太難寫了，見諒」。母親歉疚到最後，也像江佩津。

落單的人們

和江佩津的訪談裡，幹話是護身符，講沒三句，她就提起無傷大雅的自嘲或玩笑。

除魅對傷痛的另眼看待，是她一直在做的事。這次書寫亦是：「很像是某種⋯⋯出櫃的感覺。」許多人問家事曝光的感受不奇怪嗎？「我覺得為什麼這些話題就只能躲在一個不見天日的角落？這些事情其實一點都不特別，這是很普遍的，我想讓大家知道有這些聲音在，某種程度也是想告訴大家，受到這些對待或是被命運捉弄的人，他們還是有發聲的可能。」

貧窮為何可恥？一個家族的殞落為何總是變成難言之隱？她探測的是時代下勞動者、負債者與鑰匙兒童的身影，金融風暴下離散的家庭，在舊時代裡咬牙活下來的女人，被男人牽拖的女人，女人一雙雙因為清潔劑而破損的手⋯⋯，她寫的，是我輩的母親們。

母親走後，她尋找自殺者遺族的書，發現書寫總是婉轉有距離、習慣遮掩死亡，「不過滿有趣的，當時我在台灣殯葬資訊網看到王志元的《葬禮》，我跟他說欸你的書有在上面欸。今年也有寶瓶大師兄出的《比句點更悲傷》，大家對死亡的儀式充滿恐懼而避談，但這些東西終究要經歷，沒有什麼特別的，台灣殯葬資訊網給大家一些指引很不錯（推）。」

江佩津在書中也點出她那一代人「北漂」與「離家」後對歸屬的迷惑，提出了由心至身的無所居。她關心「空間」，除了在書中寫高雄汰換與拆遷的景深，也寫過廢棄空屋、寄居的外婆家。

「拆除之後，車站便跟捷運一樣蟄伏在地上，有著巨大的站體。只是，等到高雄市區的火車真正地下化、臨時車站也終於拆除的時候，母親已經不在了。」——《卸殼》〈這一站下車〉

形而下的，她真正在意的是停留的地方。「每個月付那麼多錢就是在租房子⋯⋯什麼地方才是真的屬於妳？我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會不會沒有一個地方是自己的家？」

她看廢墟或是拆遷之地，理解了原來失去非常容易：「會對房子這麼感興趣，是因為妳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安放自己，不論是在高雄或台北，後來都有一種妳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安放自己的感覺。」

想疏遠自己時，她稱自己「妳」。問她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哎～買不起房子。沒有啦。像我現在，很習慣一直移動的狀態，會不會我哪裡都不屬於？韓總說北漂，北漂的人可以感覺到家人把妳往外推的推力，希望妳不要留在高雄，因為它又老又窮，同學們也都離開，那個地方，好像不會有人等我回去⋯⋯」

江佩津在書中幾度寫下自己熟練打包的樣子，她也持有母親的優雅，即使離散，也不要像落荒而逃。

「她撿去烤秋刀魚的魚肝，說是吃了會苦。吃完把碗盤堆疊整齊。我突然有種跟和子一樣的感觸——母親大概是這時代最後一個貴族了吧。」——《卸殼》〈斜陽〉

回不了家的路上，在後記贈與自己〈自己的房間〉，因此所到之處，便能和自己說聲「我回來了」。

我的母親，不是我的母親

無論是她考上大學，或是母親生病時，母親總是將她向外推，意圖遞送她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等到母親生病，她們的關係從母女走向了兩個成人的對話，「我覺得很像分手。媽媽生病時，她不要我跟她住，病人有病人的自尊，妳只能接受這個狀態，接受她的意志。」

母親這種「我自己可以」的中二式帥氣，也根深在江佩津的基因裡。

「為了與母親一起，我融入成人的世界，佯裝自己已經長大。」——《卸殼》〈水人無水命〉

整本書寫實了江佩津的歉疚，彷彿透過自我責難通往原諒自己。江佩津有過與母親的斷裂，害怕母親借名帳戶的拖累、害怕過去曳住自己。她像是要成功地長大一樣，不接母親電話、在母親腦出血時沒能馬上回去。

「對於世界的看法不再一致，覺得自己足夠成熟、可以拋棄原生家庭了，有那樣的自信。自在母體之後分裂的不僅是細胞與核，更像是人生之路的分裂——不要再過那樣的人生。自小開始，就這樣告誡自己，離家，離開關係，離開命定的輪迴。」——《卸殼》〈包裹之城〉

也許是她想離開的，是那個因為生存被迫長大的小孩。書中寫小時候常與母親去卡拉 OK 酒吧，看母親與客人交際，看客人們追求貌美的母親。「我在那個過程中看到母親不只是母親，那是一個女人為了生活的樣子，如果是小孩的狀態，那是很受傷的，原來我媽不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所以在那個過程中我就⋯⋯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小大人，去看母親為什麼做這樣的互動跟犧牲，試著去同理她。」

是母親的軟弱與悲傷迫使妳長大嗎？她回答：「我覺得，是因為看到她很勇敢，我才有能力這麼堅強，我會想自己是不是也有機會成為一個可以好好承擔這一切的人？」

因此寫下了道歉信，回去那些她遺憾的不在場。佯裝自己長大了，佯裝自己可以好好活下去，戲做久了變真，這是江佩津在母親身上最後的繼承。母親生前總是提醒江佩津要拋棄繼承，最後她整理母親的財產，只剩報廢機車得來的三百，她也不取。沒有從母親身上繼承任何物質，卻有不少無形資產：「從生物學的角度⋯⋯每過七年妳就是一個新的人，七年前的自己就不是自己了（笑：沒有啦）。我後來覺得『習氣』的影響很大，日常習慣、跟誰相處、情緒⋯⋯」她後來也像母親一樣，蒐集超商的點數，勤奮地對發票。

最珍惜的還是：「謝謝她長得還不錯⋯⋯呵睡眠不足又在說垃圾話。」

「我想是那種雲淡風輕，我滿喜歡自嘲的，她也有這種個性，像她遇到辛苦難過的事都很努力克服，反而她生病時還去鼓勵別人，做清潔工時也很喜歡去關心別人，她很像一個喜劇主角，演化出一套面對痛苦的方式，那是一個很努力求生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