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前進的時候,媽媽卻在後退——專訪阮鳳儀《美國女孩》

想要前進的時候,媽媽卻在後退——專訪阮鳳儀《美國女孩》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5.11.2021

人剛坐定,阮鳳儀就閃著眼睛說:「我喜歡你的眉毛。」

我們聊起張曼玉在《阮玲玉》裡眉細如柳,她一臉憧憬,說自己喜歡可以畫不同眉毛的感覺:「我就覺得為什麼只能要一種眉毛呢?」

嚮往天天換眉毛,也總是在追求新的日子。讀完中文系四年,她想轉做編劇,申請美國電影學院需要有一部影像作品,無奈找不到導演——因為沒人看得懂她的劇本。她求助開了許多堂電影課、台大外文系的沈曉茵老師。老師問她,為什麼不自己導,她說我不會。

「老師就和我說,『可是每個導演都是從零開始的啊,也沒有誰是一開始會導戲的。』」
「我突然覺得,這句話也有道理吼。」

果然是冒險家命格。

攤開阮鳳儀的成長歷史,也是一部在台灣美國間來回流轉的冒險歷程:七歲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國中時回到台灣,研究所再度負笈美國。總以為異國闖蕩才是最大的挑戰,她卻選擇將鏡頭定格在回到台灣的那一年,「因為我覺得已經有很多很多電影講『去』了,那『回來』這種反向文化衝擊,好像還沒有那麼多。」

女孩並不知道,那一年回到台灣的挑戰,即使是不畏冒險的她,也差點承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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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的台灣國中生

國中初回台灣,首先就被「我是誰」的焦慮絆住腳步。

《美國少女》裡阮鳳儀的身影落在芳儀身上。電影跟隨芳儀以轉學生之姿走入課堂,在班上重逢兒時鄰居兼玩伴思婷,思婷看著作風洋派、日常使用英語流利的她,一時脫口而出:「妳真的是美國人欸!」少女無以回應,在學校裡按捺,只能回家把悶氣對著媽媽發洩:「被叫美國人的又不是妳。」

寫劇本時,阮鳳儀問妹妹剛回來台灣最介意的事,妹妹回答,那時候每個人都叫她「美國人」。彷彿緊箍咒,一遍又一遍地叫,這三字越發勒得痛,只能偶爾以「死台客」回擊。「美國人」對上「台客」,身份成了彼此攻擊的武器,心裡卻不明白為何而戰。

國中少女的眼裡還未有「身份認同」「國族認同」這樣複雜的字眼,只是懷抱著巨大的恐懼:我不要和別人不一樣。嘗試尋找自己能夠融入的分類,但國中生的世界裡,沒有一個位置是給「去美國之後又回來的台灣人」。

「我要嘛是這個、我要嘛是那個,那我到底是哪一個?因為我好像兩個都無法歸類,對這種『無法歸類』會覺得很、困、擾。」

更困擾的是,客觀陳述裡,她確實就是「從美國回來的人」,似乎也無從反駁。大人聽在耳裡,只覺得小孩有嘴無心,「他又不是叫你笨蛋,或是神經病,那這樣有什麼好介意的?」

走到哪都能感受到「妳跟我們不一樣」的眼光。只能掙扎中摸索,她用國中三年的時間,耗盡力氣重新適應台灣的教育體制,尤其當時插班進音樂班,等於誤入資優生大集合的班級,同學們五點放學後還要趕著上補習班,自己出了校門卻無所事事,像個異類。

收起美國夢的挫敗,好好讀書。這是十三歲的阮鳳儀,當年唯一能做的事:變成一個普通的台灣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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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我自己

高一那年,爸媽突然給她一記回馬槍:「其實妳要回美國可以啊。」

簡直像在開玩笑,「我想說我花了這麼多力氣考上高中,我才不要咧!好奸詐,超奸詐的。」

她說自己在國三那年就已經認命了,「我覺得我人生的很多決定,都是在很多限制和很多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去做最好的選擇。」

在電影裡,那個體認到「回不去了」的瞬間,是當芳儀終於找到那間她不斷搜尋的馬場,空無一人的馬廄裡她想辦法為馬套上韁繩,一遍一遍以當時在美國的愛馬的名字呼喚牠,那是她急切渴望觸及的他方美國。

阮鳳儀說,自己從小屬馬又愛馬,後來移民美國時,母女三人住在奧勒岡州,鄉下地方隨處有機會親身接近馬,騎在馬背上,感受到自由的風包裹身體,那是她最珍重的美國回憶。拍攝時她翻出自己珍藏的物件,家人送的、自己買的,都是馬的身影。

電影裡,白馬抗拒芳儀,彷彿切斷她和美國的假想聯結,粗重的喘息化成耳邊低迴的咒語: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好不容易適應了台灣高中生活的阮鳳儀,一直要到成年,才憑著自己的意志與能力「回去」了。沒想到在研究所,那個曾經好想回去的地方,她再次成為外國人。「他們就不會覺得我是美國人,無論我已經講了多少次,而且我英文講得完全沒有口音,大家還是會覺得,喔所以小時候有住過美國。」

命運讓她成為永遠的他者,因此學會釋然:「可能是一種化悲憤為力量?也不是說我很驕傲、我就是跟大家不一樣,但是這種一直以他者身份成長的文化背景,會讓我既不追求要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本來就很不一樣了不用追求——也不會去追求想要跟別人一樣,因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人永遠都在放大差異,但我們本來都是很灰色的,接受這種狀態,就不太是一個問題。現在對於我現在被叫什麼標籤,我都會覺得,那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不能阻止別人這樣子去評價,可是我也不會讓他去影響我。」

不可能成為某一種別人,那只能是我自己。

我想要前進,媽媽卻在後退

電影聚焦的國中時期,也是阮鳳儀與媽媽爭吵最劇烈的時間。她在學校裡努力,回到家裡卻日日火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妹妹對她說,「妳可不可以、求求妳一天不要跟媽媽吵架。」

我問她都在吵什麼?她說什麼都吵,為吵而吵。

當年把爭吵歸類為青春期的憤怒與躁動,長大後嘗試梳理衝突從何而來,箭頭遙指 2003 年所發生的一切。那一年,罹癌的媽媽帶著兩姊妹從美國回到台灣,回不去的美國、無法聯絡的朋友、爸媽無休止的爭吵、不理解自己的媽媽⋯⋯,她受夠不停地失去,想要前進,但所身處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後退。

而當中將她推向臨界邊緣的,是媽媽的疾病。家族裡有癌症病史,加上很小的時候阮媽媽就罹患乳癌,從小成長的渴望與死亡的陰影相生相伴,眼看媽媽一天天失去健康也失去生命,她過早地意識到成長的反面即是失去。「會更早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吧,死亡才是最重要的,在很小的時候,就覺得時間不夠用。」

電影中她借母親角色莉莉的口一遍又一遍重複對死亡的恐懼,如果媽媽死了、有一天媽媽不在了,她與永遠覺得自己只能再活兩三年的母親同住,也像與看不見的死亡共活;轉過頭,妹妹芳安小聲問姊姊,「Is mommy going to die?」

恐懼是母親也是女兒,母親的恐懼滿溢愛的重量,卻同時絆住家庭,女兒面對恐懼不知所措,只能以憤怒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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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鳳儀說,寫劇本時回過頭思考,媽媽的這些話何以對她影響至深,想來還是因為太在意了。「從『她真的好煩、真的好煩』知道她對你有多重要,以及生氣她竟然對我這麼重要。因為在意所以困擾,以及很生氣自己為什麼這麼在意、她講的這麼一句話,為什麼我會這麼困擾!

疾病一點一點浸潤日常,媽媽的一切也是。

有一陣子風行生機飲食,於是全家每天早餐先來一杯精力湯,那個味道至今回想依舊嫌棄。長大後她說想拍電影,媽媽只說:拍片壓力大,容易得癌症。這是媽媽的關心和擔憂,卻一舉一動都讓癌症掐著脖子,她因而忍不住反駁:「我坐辦公室壓力也很大啊,這樣我也覺得我會得癌症。反正做什麼壓力都很大都會得癌症,那我就做我喜歡的事好了。」

第一次面臨死別,卻是她像第二個媽媽一樣的小姑姑,樂觀如天使一般的人,三四年前罹患大腸癌,一下子就走了。

「這其實對我影響很深,對我媽媽也影響很深。」誰會先走誰會留下既然無法設想,那為什麼要讓疾病把大家都困在原地?

在癌症腐蝕家庭之際,同一年的 SARS 也成為整個台灣揮之不去的噩夢,個人與時代的疾病各為經緯,相交於這個懸崖邊緣的家庭。早在劇本創作時就設定戲劇的高潮必須是妹妹的隔離,SARS 因而成了最完美的背景時空:「我覺得寫實劇就是要內憂外患都具足,內憂就是家裡的疾病問題、文化衝突問題,然後外患就是 SARS。」

相比起電影裡,妹妹被隔離後全家人的情緒被拉扯至極限,最後終於斷線,然而在現實裡,SARS 殺死生活安靜無形,細潤無聲。一生都近距離與死亡肉搏的媽媽,面對妹妹被隔離卻異常冷靜,好像她要處理的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威脅,只是一件讓人困擾的麻煩事。阮鳳儀不懂始終被疾病困住的媽媽,何以能夠平穩。

「我有問過我媽,那妹妹被隔離的時候妳是不是有偷偷痛哭,但我不知道?我媽說光是處理很繁瑣的東西就已經弄不完了,擔心妹妹要怎麼辦、衣服怎麼辦,哪有時間痛哭。」

另一個美國女孩

申請美國電影學院時,阮媽媽抱怨學費太貴,每天在心裡偷偷禱告:拜託拜託,女兒最好不要考上。

到美國純粹是為了學電影,但潛意識裡不免懷抱離家的衝動,媽媽或許讀到女兒隱而不言的心思,才想繼續留她在身邊。

而相隔十年,阮鳳儀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重回美國生活,租房子、考駕照、保險,大小瑣事全都得自己來,忍不住回頭想起當年剛移民的景況,兩段美國記憶相互疊加,從中望見的是媽媽的身影。

「光是一邊處理這些事情一邊上研究所,我就覺得崩潰了!然後想說天啊,我媽怎麼敢帶著兩個小孩——我念研究所還可以下課,但是她有兩個小孩是不能下班的!我覺得這讓我對於父母當年決定把我們帶去的同理心增強很多,以及作為一個成年人,在美國生活有多麼地不容易。」

變成一個成年人,似乎更能懂得當年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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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她覺得自己已經懂得。但在準備《美國女孩》的拍攝時,才發現頭腦可以理解的,情感未必能夠跟上。寫劇本時一度煎熬,自覺無法真正同理筆下媽媽的角色,現實中堵塞已久的母女怨懟無法疏通,劇本也就被堵在那裡。先前拍《姊姊》時同樣經歷卡關階段,因而開啟了第一次的心理諮商,如今她決定再一次求助諮商。

頭兩次諮商後,阮鳳儀突發奇想帶著媽媽一起家庭諮商,本來不願意的媽媽心裡念著「女兒生病了」,才以陪伴的心情加入。母女諮商結束後,諮商師說,關鍵人物是爸爸耶,他怎麼缺席了呢?於是再下一回,三人齊聚諮商室,毫無意外地演變成八點檔修羅場:父女唇槍舌劍互鬥,阮媽媽則在一旁哽咽崩潰(搭配阮鳳儀同樣八點檔等級的模仿):「你們竟然這樣子講我⋯⋯我不行、我太受傷了。」

哭著講著,媽媽竟然逃離現場,阮鳳儀見狀大喊:「回來啊!現在不就是妳講話的機會!」

「我覺得我媽在某種程度上,是很不去面對自己的人。可是我又很希望她搞清楚,所以會一直逼問她,妳為什麼要這樣做,一直刺激她,問一些她不想回答、不想面對的問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兩個衝突的來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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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回答,她也不知道媽媽到底在想什麼,糾結的情感未解,直到林嘉欣讓她看見電影裡的「另一個美國女孩」。

「嘉欣很快就知道芳儀和媽媽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芳儀的倔氣是莉莉的倔氣,她的脾氣是莉莉的脾氣。沒有莉莉就沒有芳儀。」

芳儀用憤怒反抗媽媽,而在林嘉欣詮釋下的莉莉一樣理直氣壯。同為母親,也曾有過多元文化的生活經驗,她打從心底理解莉莉在每一個當下作的決定,因此演來更多了來自另一位母親的認同和憐惜。「她(林嘉欣)知道莉莉也有美國夢,所以她會去探索,那莉莉作為一個失敗的美國夢,她怎麼去面對它。」

在林嘉欣的表演中,阮鳳儀看見一個鏡像的美國女孩——那個抱著美國夢、想像著在美國好好生活,面對疾病卻只能敗逃的美國女孩,是自己也是媽媽。

那個瞬間,兩個美國女孩的身影合而為一。

台灣女孩、美國女孩和法國男孩

「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這段台詞化用自電影《淑女鳥》,阮鳳儀自言寫劇本時看遍所有家庭倫理電影,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淑女鳥》。是致敬更是巧合,兩個美國女孩的 2003 年都在天主教學校裡度過,她們共有緊張對立的母女關係;芳儀所在的台灣正面臨 SARS 危機,而淑女鳥身處的美國則因美伊戰爭而陷入動盪。

「我覺得《淑女鳥》裡有一件事讓我很感同身受,就是她對於來自沙加緬度這件事情很介意,她覺得自己很土。我那時候也會啊,覺得新店就是台北『縣』,或是在美國時是住在鄉下——我想要更好的,但這不是更好的,就是怎麼樣都覺得自己 deserve better。在《淑女鳥》裡,她就是想住更大的房子,然後我覺得對於『自己家人的不夠好』,我也很有共鳴。」

覺得自己值得更好,所以她總想擺脫那些向後拖住她的力量,為了去到更好的地方,於是繼續前進。

「我覺得《淑女鳥》對我是一個完美示範,怎麼又講母女又講家庭又講時代。」但阮鳳儀一開始就知道,《美國女孩》並不是一部《淑女鳥》的鏡像電影,比起《淑女鳥》的喜劇化風格,《美國女孩》必須碰觸更為嚴肅的疾病和死亡主題,表演方式自然不能以幽默為基。

「然後另外一個是,《淑女鳥》的媽媽其實非常地善於表達,也很毒舌,所以它的對白極度精采。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家庭,或是很多華人家庭,其實是有苦說不出,他們的問題是在於不善表達。」

忙於工作忙於生活,在這個家庭裡,他們只做不說。「我回去問過我爸,欸 2003 年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呀?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爸就說,他每天都在工作,他完全不記得那個時候的事情。我媽媽也是,她就覺得是一個很痛苦的時段。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只是要想著要怎麼把貸款還完、要怎麼讓我們好好上學、下一餐在哪裡。家裡他只是想著空間太小、需要換房子、怎麼換?」

是這樣一種被生活壓扁的狀態,哪裡還有空間留給彼此。

Greta Gerwig 在《淑女鳥》之後,又以《她們》描繪出寫實又迷人的女性群像,阮鳳儀開始大量接觸電影後,時常為了這樣的視野吸引。她一直記得大學在沈曉茵老師的電影課上,因 Maya Deren 的短片《迷惘的午後》而著迷,第一次意識到「這真的是一個女生才拍得出來的東西」。

「我不覺得這是說性別決定了創作能量,很多男導演把女生拍得很好,女導演把男生拍得很好。我覺得應該是說,我們的性別讓我們在這個社會切入的觀點不一樣、看家庭的方式不一樣,所以拍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這不代表「只拍女性的故事」,而是在意敘事的陰性氣質。

一如《美國女孩》裡的爸爸,好像也少了點爸爸常見那麼陽剛的形象。面對久別的女兒,他用溫情懷抱:買芳儀最想要的腳踏車和梳妝檯、接送還不適應學校的她上學,甚至當女兒替他染了一頭大便色頭髮,他也只是開懷大笑⋯⋯阮鳳儀說,「我自己也在想『這是女性的嗎?』,後來我想很久,我覺得應該是一種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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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充滿意外巧合的電影,則是談論青少年成長陣痛的經典之作《四百擊》。

「我劇本寫到卡住,然後再回去看《四百擊》的劇本,就發現好多元素很像。」

法國男孩被老師打也被媽媽打、住在小小的老公寓裡,每晚得聽媽媽的話下樓倒垃圾。法國男孩在學校學詩,而美國女孩回到台灣的第一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下《木蘭詩》。甚至在電影的最後,他們都逃出家裡,跑到離得很遠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女孩版的《四百擊》。」

《四百擊》的結尾,法國男孩回過頭,還在向外跑;而美國女孩最終跑下樓,迎接隔離返家的妹妹——

大門打開,歡迎回家。

#阮鳳儀 #美國女孩 #林嘉欣 #淑女鳥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採訪陳劭任、溫若涵
撰稿陳劭任
攝影潘怡帆 Crystal Pan
圖片提供ifilm 傳影互動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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