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影無關於愛，而是關於慾望──Audrey Diwan 談《正發生》：為享受慾望的權利而戰

1971 年，法國 343 名女性共同簽署了這樣一份宣言：我曾經墮胎。

當時的法國法律裡，墮胎屬非法行為，當這 343 位女性共同發表宣言，無疑讓自己置身於刑事起訴的風險中。但也如西蒙波娃在宣言中所著：每年有一百萬婦女在法國墮胎。她們在壓迫下不得不保密，而在危險情況下進行，然而在醫療監督下，這卻是最簡單的醫療程序之一。1975 年，法國法律才終於保障女性在懷孕前 12 週內無條件人工流產的權利。

宣言發布到法令頒佈間僅 4 年，看似快，但這條路上早已堆滿屍體。新浪潮導演夏布洛的代表作《女人韻事》講述二戰期間，女主角因助人墮胎而被送上斷頭台的故事——在今日聽來如此可怖又離奇的情節，其原著卻是由發生在 1943 年的真實事件改編。

類似以墮胎為題的電影還有羅馬尼亞導演穆基《4 月 3 週又 2 天》、Berrached《24 週》、陳果《墮胎師》等，先暫忘電影好壞與否，但見議題一再被翻起，也證明了它至今仍有被討論的價值。目光轉移到美國，今年 6月最高法院以模糊的生命定義，推翻了羅訴韋德案的判決，百年來墮胎權的抗爭再度被打回原型。

顯然社會把身體歸還給女性之路迢迢。於第 78 屆威尼斯影展奪得金獅獎的 Audrey Diwan《正發生》改編自安妮艾諾（Annie Arnaux）《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1963 年的法國，大學生  Anne 發現懷孕，面臨斷送學業及夢想，與冒險墮胎的兩難處境——但當時 343 位女性尚未簽署宣言，墮胎若失敗，等待的不是判刑，就是傷口感染的致死風險。Anne 每一步抉擇都是掙扎。

本篇訪談由好威映象授權 BIOS monthly 刊登，《正發生》導演 Audrey Diwan 談談她是如何在前人早已討論過多次的命題上，讓觀眾意識到，這些女性的受迫與身體的不自由依然，正發生著。

是什麼動機促使妳改編安妮艾諾的《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我知道安妮艾諾的作品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包括她思想的力度以及風格的純度。但我很後來才讀到《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書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揭示了「私人墮胎」的成見與實際情形的區別。過程中，我最先注意到了這位年輕女性的身體，打從她被告知懷孕的那一刻起，她就必須承受一切。尤其是她所面對的兩難困境：冒著生命危險墮胎，或者犧牲自己的前途生下孩子。

身體或心靈——我不想，卻又必須做出抉擇。這樣的掙扎在原著的文本中都已經被講述得很清楚了，而我則是嘗試將文字轉譯為影像：那是一種情慾的過程，可以使我將抽象敘事轉化成身體經驗。而我也希望這可以是一趟超越時代與性別的旅程。

妳有跟安妮艾諾討論過妳的改編嗎？

從一開始就有。因為我既想表現對這本書的尊重，也希望能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當然這也是一段不得不講究的過程。

首先，我們花了一整天琢磨，安妮回溯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細節，解釋了文本中較不為人知的背景，讓我對當時的政治環境鎖定出更為精準的概念，於是我才能體會到，當那個時代的女性下定決心（墮胎）時，她們所面臨到的恐懼。

當安妮回憶起自己流產的經歷時，她的眼睛盈滿淚水，她想起了社會是如何壓迫像她這樣的年輕女性。我對她如此劇烈的悲傷感到不安。後來寫劇本時，我也常常想起這些。

後來我請安妮讀不同版本的劇本草稿。她幫助我找出最真誠的改編方式，而正是那樣的方式，指引了我後來所有的製作過程，每個職位——藝術設計、服裝、化妝——都需要遵循這些準則。

而就在開拍前，安妮傳給我一句契訶夫的句子：「力求精準，剩下的就聽從時間的安排。」

為什麼會選在現在這個時候改編這本小說？

我預設這個問題應該會被反覆問起，但同時這也讓我滿驚訝的。我懷疑當有人決定拍一部時代片來處理社會議題或過去的政治時，類似的問題都會遭到系統性的質疑——我用了「過去」這個詞，因為我排除了所有還沒以法律保障墮胎的國家。

《正發生》探究的是一個在我們的歷史中鮮少被描繪的時期；而我也認為，（劇情）電影不該被主題給侷限，不然為什麼不拍成紀錄片就好？《正發生》裡，我想要探討感受，聚焦在那些隨故事開展而累積的私慾。當日子一天天過去，視野漸漸縮限，身體於是成了一座監牢。

不過，墮胎也並非電影唯一的主題。主角 Anne 是這個社會的叛徒，她出身勞工階級，卻同時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而在學術環境裡，中產階級氛圍更加濃重，規範和道德標準往往更為嚴格。Anne 在兩個世界間擺盪，同時身懷著足以讓所有夢想都破滅的祕密——二十幾歲，你才剛開始尋找自己的定位，卻突然得知未來存在著永久的風險，屆時你會怎麼抉擇？

女主角 Anamaria Vartolomei 的演出貫串了電影的每一幕，而且時常有極度挑戰性的特寫畫面，妳是怎麼找到她的？

從我們第一次試鏡開始，Anamaria 就展現了與角色相符的氣質，除此之外她還有一些神祕、充滿力量的特質：像是她幾乎透明的皮膚、她看待世界的內在眼光，既迷人又難解。她可以用最精簡的方式進行許多交流。她是個極簡的演員。

她身上散發的精緻感很觸動我。我們從她的身體、她的姿態開始建構這個角色。我一直重複強調，「Anne 是個戰士。」她保持低調、雙腳踩在地上直視前方，準備好面對這個世界的挑戰。她必須背負著叛徒的身份，承受每個人注視的目光，讓整個社會拖垮她的人生。而 Anamaria 也聰明地給角色武裝起一副堅硬的盔甲。

電影中對於墮胎是否有許多討論？

是的，對 Anne 來說，這是促使一切行為發生的決定性事實。在電影中，身體與心靈間始終存在著拉鋸。像這樣——讓自己承擔痛苦，以救贖他人——的垂直思考，讓我開始思考女主角是如何定義她自己、嘗試為自己挺身而出。

同時我也將墮胎看作 Anne 展現野心的一種方式：當你認為自己有能力成為一位作家、但命運卻不如人願時，那是什麼樣的滋味？是什麼讓這個女孩去思考、而終於在某天寫下「我想寫作」？在社會現實中，這意味著什麼？我的角色選擇了墮胎，並且寫下她的生命故事。這是最重要的一步。

Anne 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一群年輕男性，妳是怎麼塑造這些角色的？

無論年紀，男人於 Anne的成長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其實不想評判這些角色，我更傾向於讓他們作為一種反映時代的形象而存在。比如 Anne 的學生好友， Jean（Kacey Mottet-Klein 飾）就曾強吻 Anne，他說：「沒關係吧，反正你已經懷孕了。」這行為揭露了在當時的法國，人們對於異性的無知。

在那個時代，懷孕的責任只落在孕婦自己身上。對此，Anne 遇到的醫生看法不盡相同，縱使他們之中沒有英雄、沒有人挺身抵抗這無形的律法，也不是所有人都譴責這樣的行為。我電影裡的角色會依據他們的所見所感來行動。

為何電影選擇 1.37 比例的畫幅來呈現？

這長寬比使我能夠避開還原歷史的框架，並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我意識到用現代的方式說故事的可能性：讓鏡頭貼合女演員的視角。我們與攝影總監 Laurent Tangy 排練了很多次。 相機應該是 Anne 的視野本身，而不是注視 Anne。Laurent 和 Anamaria 努力找到合適的拍子，讓鏡頭的走位與 Anamaria 的身體節奏相符，但又必須謹慎，以免畫面不自然。我們希望相機與角色完美同步。 看她所看，走她所走。她走得越遠，她的軌跡也會跟著模糊。其中一幕，當她離開了人跡罕至的醫院，走上了更陰暗的小徑。攝影機在此時置於她身後，跟著她一起探索上鎖的門後發生了什麼。

我們可以說你的鏡頭語言是沉浸式的嗎？

這就是目的。整個劇組工作時都在思考如何帶出「極致的親密」，使主角的細膩心思能透過敘事被彰顯。也因此，聲音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感受到主角的意識或與他人的連結。Anamaria 的表演也仰賴那幾段帶有音樂伴奏的內在獨白——儘管我認為「音樂」一詞不完全精確——但我很幸運能與音樂家 Evguéni 和 Sacha Galperine 一起工作。我發現他們的作品很感性，正好我們不希望是透過旋律來支持或鎖定情緒。我們想找到的音符、一些極簡的旋律，應該像文字一樣獨立運作，並組織一種內在的語法。

「呼吸」似乎也是很重要的聲學元素⋯⋯

這確實是一部善於運用「呼吸」的電影。每一次的呼吸讓我們更加貼近角色，比方 Anne 鬆口氣，其實轉譯了她當下的情緒狀態：Anne 在屏氣或呼吸急促時都壓抑了什麼？那當她喘氣或恢復精神時，又代表了什麼呢？

她無論在身體或道德受到的折磨，是一系列駭人事件的核心。你是如何接近這核心的？

我不想長篇大論電影裡的核心場景。我絕不是故意想驚嚇觀眾，但在那些時刻，不要移開視線。最重要的是把整個過程拍出來、不帶剪輯，因為在真正親身領受之前，我想拒絕用冰冷的理論去解釋主角正在經歷的苦難。

時間的概念決定了整部電影的節奏，就像在倒數計時。為什麼你會選擇用這種方式強調時間流逝呢？

原著小說使用日記形式來建構時間。我時常思考書中那句「時間不再只是一整天的課業與論文，它成為了在我體內不斷抽長的無形之物。」在無憂無慮的學生世界中享受美好時光的 Anne，以及與時間賽跑的 Anne ——通過這樣的類比，我察覺到了時間的緊迫性。

這部電影在「人該不該完全掌控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有很多著墨，這樣一來，它是否也否定了女主角的愛情？她難道不曾愛過嗎？

我的電影無關於愛，而是關於慾望。這部電影另一題旨——也是對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主題——是肉體的愉悅。Anne 其實是沉默地為自己「享受慾望」的權利而戰。我不認為女性的愉悅只能侷限在於心靈感受。從這個層面而言，Anne 的故事其實饒富現代性的、快樂的能量。她有多少憤怒，就有多少慾望。

自由對你的電影來說重要嗎？

對我來說，電影的自由意味著打破成規，我覺得這更有吸引力，因為我的電影經常過於克制，但 Anne 的故事卻為電影創造了一種回燃。這就是為什麼電影最後一行字「拿起你的筆」，遠比筆尖摩擦紙頁的聲音更為重要。

她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不再因為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