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舒淇《女孩》：讓我拍電影的是侯孝賢，以及媽媽丟過來的那把菜刀

黑暗的 MTV 包廂裡，女孩們抽了她們的第一根菸。

毫不意外地被嗆出一陣咳嗽，但那是《女孩》裡最靠近自由的一幕。舒淇說，拍戲時只是把道具們交給兩個小演員玩，無意間聽到她們嫌棄，「這菸很臭。」於是決定把台詞加進去。

菸很臭，但為了長大，還是要抽。女孩們抽一口菸的成長痛不算艱難，但舒淇知道要推動女孩一夜長大，背後是多少傷痕的累積。

電影裡，林小麗的日常永遠被傷包圍——爸爸的暴力落在媽媽身上也落在自己身上，每天晚上她聽著鑰匙轉動鐵門的聲音，和隨之而來的酒精氣味，只能躲在一塊薄布隔著的衣櫥裡尋求保護。媽媽則把傷痕移植到女兒身上，成了罰跪、巴掌與辱罵。還有妹妹，得以從暴力中倖存的妹妹，卻把自己站成了局外人。

在那樣無光的世界裡，小麗即使看見出口也不敢往前——直到有人在另外一頭拉了一把。

另一個女孩

原先寫劇本時，只有小麗一個女孩。舒淇想讓她自己一個人爬過那個象徵通往自由的樹洞，但，「感覺好像差了一點什麼。」

後來才意識到，差的是往前推一步的力量。作為一個受困的女孩，小麗想要向前任何一步都是艱難。甚至不乏有許多對她伸出手的人：電影裡保健室老師貼心為餓肚子的她準備早餐、男同學跑腿中藏著關心，小麗並非無法感知善意，只是她確實動彈不得。

「她是一個非常孤單的個體。長期在一個暴力的環境之下、在這麼壓抑的生活裡，她身上有瘀青，她也不敢告訴人家說我被我爸打、或被我媽揍。所以她自然而然就形成一個孤獨體，就不想要跟其他的人有所交流。」

於是舒淇給了她另一個女孩。

起初的構想，是從女孩的洋娃娃延伸，那是小麗唯一有能力對話的對象。而洋娃娃化為真人角色也是夢幻的：從美國轉學回台灣的莉莉，公主頭後別著大紅色的蝴蝶結，自信大方，遇到學校裡捉弄的男生，不需猶豫就能反擊。一切彷彿都是小麗的反面。

甚至連善意都是閃亮的，比起其他人的關心，莉莉直接得甚至強硬。但那正是小麗需要的。「有些人是碰了她一下就走，莉莉是問都不問，直接拉了就走，沒有想那麼多——想那麼多幹嘛？你要想那麼多的話，這世界就塌了。」

莉莉提議蹺課，抓著小麗的手鑽出通往校門外的樹洞——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沒有崩塌。

但直到在女孩們的第一根菸裡，小麗才在煙霧瀰漫裡看見莉莉朦朧的傷。父親外遇，她像是被丟掉一樣回到台灣。女孩因為傷口而彼此吸引共鳴，誰都有傷。

傷的延續

每個女孩都有傷。包括那些曾經是女孩的女人。

然而受傷不必然伴隨理解。《女孩》裡，9m88 飾演的媽媽被原生家庭丟棄、婚後日日受暴，但舒淇並沒有拍出那些傷口的全景，關鍵場面點到為止，像是從女兒的視角看向施暴的母親：我知道妳也有傷，但是那與我無關。

「我只能說，小孩子其實什麼都不懂，她不會去想說媽媽曾經是怎麼樣。她或許看到爸爸打媽媽的時候，會覺得媽媽很可憐；另外一方面她可能也覺得——妳看啊，妳為什麼不離開他？妳就欠打。」

年輕的時候，媽媽曾經把菜刀丟向她，舒淇躲過了。但當一把刀迎面飛來，是容不下任何思考空間的，遑論理解。「其實我也從來沒有去想我爸媽為什麼要這麼對我——我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對我，但我沒有辦法感受，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就是你沒有辦法站在他們的那一面去想。」

「當一個大人把陰影種在小朋友的身上，這個陰影是會跟隨她一生一世的。所以你不可以強求這個小孩去懂你、了解你。」

電影最後一幕長鏡頭，長大的小麗多年後返家，對著媽媽親手煮的一碗麵哭泣，很久很久。許多觀眾把那些眼淚讀成和解，舒淇自己卻不這麼認為。到現在她可以和爸媽相處如常，甚至能夠誠實地把那些曾經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暴力拍出來，「但你能說我原諒他們小時候這麼對我嗎？我不知道耶。」

從理解到和解，還沒走完的那一步，舒淇說，只能是時間。

現在是那個時間了嗎？還不知道。但她終究在電影裡給了媽媽多一份理解。女兒一夜逃家之後，媽媽把小麗趕出家門，看起來是狠心，卻也有溫柔。

「媽媽為什麼要放小麗走？因為媽媽害怕小麗變成她，所以她決定必須讓小麗去過別的生活，她不能再繼續在這個環境裡，又這樣對另一個小孩。這種代際關係不可以這樣延續下去了。」

拍電影，也是不想再讓傷延續下去。對自己如此，對所有受傷和讓人受傷的女孩也是如此。

是真的

斷斷續續寫了十年的劇本，舒淇最在意的，是把人物好好地、穩當地立住。

這是侯孝賢教會她的——電影是從角色的骨血肉上長出來的。

二十多歲跟著侯孝賢拍《千禧曼波》，也是先從人物開始。侯導讓她變成 Vicky，跟著其他《千禧曼波》的演員一起生活，劇本只有一張紙兩行字，重點是生活。「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我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藝術片、我只知道侯孝賢是個大師，我一定要跟他合作。就只是這樣子而已，我沒有想到那麼多。」

直到電影去到坎城，坐在台下，她才終於能看見 Vicky 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侯導很厲害，我們在兩三個月裡頭，他可以將這個人物剪得這麼有魅力。」

但終究，「我沒有辦法成為侯孝賢。」

屬於侯孝賢的方式未必能被複製。拍戲的現場，舒淇選擇把自己也放進每一個角色裡，灌注所有的情緒與能量。9m88 說起舒淇導戲：「她在講戲的時候，妳就看到她的眼睛已經紅了。」

她傳遞的不只是情感，更是一種立體的相信。「我只希望所有的演員，他們要相信自己就是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然後觀眾可以投入他們演的這個角色裡頭，觀眾可以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可以投射在任何一個角色裡，我覺得我就交出一個非常不錯的成績單了。」

從自己身上長出來的故事，最終只能回歸自己，無法向外尋找。電影開拍之前，有朋友讓她去看另外一部題材類似的電影。「我說我不看。我完全沒有辦法去借鏡任何拍攝上的東西。」

拍攝時，攝影師余靜萍有時也會提出範本參考，「她也會說哪一場戲我們可不可以這樣拍、會拿一些影片來參考。我說可以啊——但是我還是希望怎麼樣去做。」

她知道自己要往什麼方向去。起初她和監製葉如芬找到余靜萍擔任攝影指導，在這個受苦與受困的傷口中，余靜萍的鏡頭給了故事多一些的美麗與出口。

片中小麗和妹妹上學途中，書包裡突然飛出一顆紅色氣球——紅氣球，當然是對侯導的致敬，卻也是舒淇想要的魔幻時刻，「因為如果很單純地去講家暴的東西，我覺得太重了，所以還是希望會有一些比較可愛的出口。」

「而且一些關於暴力和恐懼的呈現，我也希望就是有些魔幻一點的東西——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你確定你小時候的記憶是真實的嗎？其實我也常常在問我自己，我小時候這個記憶是確定是有的嗎、還是我自己偽造出來的？」

每一個受傷的人都曾經這樣想過，那是一種人體的保護機制。電影最後小麗長大回家的那場戲，多年未見的母親竟然親手為她煮麵、招呼，那種改變往往使人動搖。「你看小麗長大之後媽媽跟她講的那些話，你不覺得很模糊嗎？這件事到底是真的假的？不一定。不知道。」

但身上的疤會提醒，那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