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脊椎的第五顆關節，感受對方需要什麼──專訪王宇光╳蔡博丞，舞蹈從身體開始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9.03.2026

2022 年，王宇光第一次帶著舞作《捺撇 duo》去到歐洲表演。城市之間的空檔，他一個人飛到西班牙，走了一趟八百多公里的朝聖之路。

他選擇的是沿著西班牙海岸線的北方之路，相較於其他熱門路線，北方之路每年只有不到 5% 的朝聖者選擇前往。王宇光揹著一個登山包，開始了邊走邊跳舞的旅程。

某天山頭雲霧籠罩，一直走到雲慢慢散開，才看到路的盡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白點。起初王宇光也不知道前方是什麼，隨著走近，他慢慢看出來，那是一匹白馬。

白馬身上沒有配戴馬鞍或韁繩，附近也不見其他人，牠卻一直停在原地。王宇光一路走到牠的身邊，白馬還是沒有逃開。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白馬，從白馬瞳孔的反射之中看到一路走來的自己。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這趟路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獨自一人走了八百多公里，王宇光印象最深刻的感受是，他還是需要另一顆眼睛才能看見自己。

2026 年兩廳院 TIFA 邀請王宇光和蔡博丞兩位編舞家，分別以《撇捺 duo》和《網》兩支舞作作為眼睛，一隻眼睛回看自己，另外一隻眼睛則看向世界——像是不同方向，但在舞蹈的身體裡，自己與他人其實是同一件事。

一個人離開，就會摔倒

因此《捺撇 duo》的雙人舞不只有自己，還必須有另一副身體對照、支撐，「在整個作品裡，兩個人幾乎都是把身體靠在一起，並且把重心交給對方。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離開，這兩個人就會摔倒。」

那是一個人被組成的狀態：有所謂他人，才有所謂自己。

但王宇光也不只想看見人，他還想看見人的背面，那些藏起來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這麼在乎自己留下來的痕跡？我們去哪都喜歡拍照，想要證明自己來過所以打卡、大學畢業要有畢業證書，證明我們有讀過這幾年的書——人需要證明的背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很害怕失去？因為我們都知道，時間是一個有限的制度，所以我們很想要用盡全力地抓住這一刻。」

《捺撇 duo》的雙人舞，是由兩位踩著墨的舞者在一張手作的宣紙上跳舞，白紙會如實記錄下舞者身體移動的痕跡，如實記錄下所謂時間。王宇光想邀請劇場的觀眾一起看看，「當我們找到了這些痕跡，痕跡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不只在於觀眾，也在舞者身上。完成《捺撇 duo》至今，王宇光最想對話的時間是，舞者的時間。

舞者就如同運動員一樣，具有身體機能的高峰狀態。王宇光想知道，六十歲的舞者能不能跟三十歲的舞者跳同樣的作品，於是他首度邀請了自己的兩位老師古名伸、蘇安莉一同來詮釋。

成熟舞者的經驗超越了身體的肌肉，兩位老師對於表演的空間、介質，與音樂的敏感度都讓王宇光看見，六十年的時光沉積在舞者的身體上。「人要在紙張上跳舞本身就是一件很不穩定的事，我們一開始在試這個動作系統，大概搞了幾個禮拜才可以不要在紙上滑倒。但老師們第一次上紙就已經可以很完美。」

「那是一種毛細孔的打開，他們很知道對方的處境、對方的需要。當兩個人要疊在一起前進，你必須要在看不見對方的情況下，用你脊椎的第五顆關節，知道他現在需要什麼。」

透過老師與老師的雙人舞，王宇光不僅是看見資深舞者身體與生命的重量，也是透過另外一雙眼睛、另外的一對身體，回看七年前完成《捺撇 duo》的自己。

別人需要什麼、自己需要什麼——那是每一個跳舞的人都要回答的問題。

跳舞跳到從未去過的地方

同樣的問題，作為編舞家的蔡博丞也曾經問過自己。創辦 B.DANCE 以來，跟著舞團巡演超過三百個歐洲城市，世界各地的場景、劇院與觀眾給他的答案是——做一場真誠的表演。

「以前我們的概念是一定要有台灣的精神、台灣的元素或東方的東西，可是那些東西現在都已經不一定 work 了，甚至已經不構成國際購買作品的條件。」

那觀眾需要的是什麼？「就是誠實。觀眾要看到的是真誠的作品。」

「我不太知道這個真實要怎麼形容，但他絕對不會是刻意營造出這個題材。我越長大、越趨近在做純粹的東西，越可以感覺到『真實』是什麼。」

蔡博丞的最新作品《網》，是他巡迴世界這幾年裡，眼見歐洲與西亞戰爭延燒至世界各處，所感受到的那一種真實。

他拿著一張紙作為比喻，指著紙的一角說，「這裡破了一個洞，雖然我在另一邊不會痛，但我其實感覺得到破洞。」歐洲戰爭與台灣觀眾距離相對遙遠，但有趣的是，每當蔡博丞帶著不同作品去到歐洲巡迴時，每一場演出幾乎都會有當地觀眾提問：「你們的作品有沒有在討論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即使是改編自經典文學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的舞作《愛麗絲》，仍然有觀眾好奇，是不是因為台灣長期的國際處境，才會出現舞作中愛麗絲遭受打壓的改編。蔡博丞忍不住吐槽，「那個故事本來就是這樣的欸。」

關於鬥爭的表述，所有觀眾都盡量詮釋得離自己越遠越好。但，「藝術創作要做到一定高度，就必須跟某些緊張的東西、時代的狀態結合。」蔡博丞說這是一種循環。一個時代的創作，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需求。

藝術裡的政治性包含了公共性，也包含了身份政治、自我意識的挖掘，「所以你會發現，現在一掛歐洲的編舞家又回來了，都在找那個新的自己。在那邊喊啊、在那邊拍身體啊，在那邊比中指。這件事二十年後又會再來一次。下一個二十年的年輕創作者，他會覺得，我要再找我新的身體。」

在蔡博丞眼中，這就是藝術有趣的地方，無論是什麼主義，它從崛起、被指認命名，到最後被超越，都會留下一個浩大的過程。越過這個山頭，其實就是下一個山頭的底部。

所有人都是從身體開始的。

創作以前，先找到身體

「是跳舞選中了我，而不是我選擇要不要跳舞。」蔡博丞回憶自己從小的學業表現一直慘不忍睹，每一個老師在學期成績單上給他的評語都是：聰明伶俐，不認真、不讀書。

面對不讀書的孩子，老師們最常問的問題是：「你明明就很聰明，可是為什麼你不認真讀書？」直到有一天，老師問了蔡博丞不一樣的問題：要不要去她的舞蹈社學舞？

彼時他參加國中裡的舞龍舞獅舞蹈社，女生跳民俗舞蹈，男生一律只能練習舞龍舞獅，然而老師注意到蔡博丞第一次踩球，只嘗試了兩三次就能夠成功上球。老師看見蔡博丞的天份，破例要蔡博丞跟女同學們一起暖身、一起學舞。

從此以後，蔡博丞比舞蹈教室裡的每一個人都還要認真。

後來蔡博丞考進左營高中舞蹈班，第一次暖身時，他看到班上每個女生都能夠劈腿，他想的不是性別與身體條件的限制，而是：為什麼我做不到？

蔡博丞後來只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就把自己的雙腿劈成一字馬。

從此「為什麼我做不到？」成為蔡博丞拆解生命中大大小小目標的指南。從拉筋劈腿的破格成功開始，他把找出自己硬體上的不足視作成為舞者的路徑，目標明確，做不到的事就每天都做，直到成為一個舞者，再成為一個編舞家。

而王宇光走的則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我大概就是看到人家很厲害，我就會知道我做不到。」

他的行動都是為了行動本身，背後不一定瞄準更高的目標。王宇光說自己必須先用身體認識這個世界、認識此刻自己的疑問——為了想知道海裡有沒有一條跟自己體重相當的大魚，王宇光去到印尼流浪三個月海釣；為了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留在歐洲一個月，王宇光走了八百公里的朝聖之路。

那趟朝聖之路，王宇光最常想的是什麼時候可以放棄。

走到第五天的時候，王宇光想著他現在就要去租一台敞篷跑車，在海濱公路兜風，一路開到終點，然後找一間飯店住完剩下的二十五天，「反正最後把自己弄得很狼狽，再去拍個照，大家就會相信我有走完了吧。」

但是命運阻斷了王宇光的跑車行程。北方之路的起點是巴斯克地區，雖然巴斯克地區位在西班牙境內，但是語言、文化，國族認同都跟西班牙不同。王宇光一路上看到許多要求西班牙政府承認巴斯克地區獨立的旗幟與標語，「我突然就在想，一個文化、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需要花多少力氣、流多少血，用多少時間，才能證明他是一個自由的人？」

面對這樣份量的疑問，王宇光沒辦法開著跑車一溜煙離開。

無論是釣魚、爬山或是朝聖之路，王宇光認為他是透過長時間重複的勞動與消耗，讓自己慢慢軟化，「那種感覺就好像是，我身體力行地在打開一點點空間，讓一些訊息或是感受能夠滲透進來。」

而編舞家們，也都希望作品可以撐起那樣的空間，給自己，也給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