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聲｜無從歸類的人生——郭英聲與《寂境：看見郭英聲》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9.10.2014

極少辦攝影展和出版作品的郭英聲出新書了，而且還是類似「回憶錄」的內容（註），一位總是躲在長髮後頭、不善交際的攝影家竟願意將好一部分的自己攤在世人面前，這在文化圈是大事。

郭英聲的創作風格鮮明，「虛無」、「疏離」、「荒謬」、「寂寥」是人們經常放在他作品上的字眼，但聽聞生活中的他實則親切謙和、熱情洋溢——宛若他愛玩空氣槍又收集泰迪熊那樣「槍與熊」的奇特對比。

一個多月來，因著這個專題的採訪，我們幾度與郭英聲碰面，逐漸確信他本人與外界所言之形象幾無落差，笑聲洪亮，見著了人，或拉手或擁抱，令人很難不喜歡他。旁人可能未曾說過的是，郭英聲和他收藏了幾十年的泰迪熊 Tuggy，一人一熊的形貌已經快要重疊了。

坐在一隻已經六十多歲卻依然頑皮的大熊面前，聽他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是很愉悅的。

註：根據負責編纂文字的作家黃麗群之說，聽聞這三個字「郭英聲必會非常驚慌地說，這不是回憶錄，也不是自傳⋯⋯。」

敏捷的身手，時代的火車

從事攝影四十多年來，郭英聲在台灣、國際早佔了一席之地，然而當初遠赴巴黎的他，實則是為了電影而去。初中畢業後，郭英聲進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的圖書資料科，當時他熱愛電影，總與電影科的學生膩在一塊兒，如今人們甚至常誤以為他畢業自電影科。那段時日，他拍了不少實驗性的動態影像，也曾撿了朋友不用的軟片，極有耐心地在家以彩色筆一格一格地作畫，製成饒富趣味的手感動畫片。

十九歲時，在賊市場購得一部中古 Nikon 相機，開始自行摸索攝影，而後因緣際會被一些國際性媒體如《Newsweek》、《Asia Magazine》等賦予拍攝的工作，也負責操刀林懷民雲門舞集初期所有的視覺呈現，儘管讓郭英聲嚐到一點攝影在世俗利益方面的甜頭，但是將他的身子牽引至巴黎的，始終是電影。

只是沒料到，在巴黎晃蕩的那些日子，又讓他晃回了攝影裡。起初從攝影助理的職務做起，直到他的作品登上了重量級的攝影雜誌《ZOOM》，讓今天的一切有了強勁的推進力，郭英聲調皮地說：「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看到封面上，『郭英聲』的名字前後左右都是當時的大師，會錯覺自己也是大師了。」

除了身負對影像藝術與生俱來的敏感度，郭英聲自陳其中亦有運氣的加持：「如果時代潮流是一列火車在行駛的話，我在 1975 年進法國，儘管沒有趕得很前面，但也確實搭到後頭一兩個車廂逃上去了。就像大畫家趙無極，他也是 40 年代去了巴黎，運氣很好地趕上 50 年代末班車，成了巴黎新抒情抽象繪畫很重要的一員。」

郭英聲之所以是郭英聲

由於早期在台灣開始接觸攝影時，從未經驗過當時以傳統、沙龍攝影為主流的既有訓練過程，郭英聲一頭撞進去沒什麼束縛地拍，僅僅是很自然地意圖藉著影像呈現當下內心想法的論述。「所以我正式對外發表的作品，包含後來加入 V-10視覺藝術群（註）的創作，完全都出自我的感覺，無法任意歸類，絕不是紀實，也不是沙龍，更不是商業，因此就卡在一個很奇特的狀態裡。」

順著自身感受所摘取的每個時空片刻，不自覺地展現了與主流截然不同的影像觀點，因而被台灣攝影學界歸至心象攝影，也非郭英聲刻意所及。

「我覺得藝術評論非常有趣，因為很多時候觀者所言，其實都跟你沒有關係，但這樣也挺好，不同人看你的作品，產生各種解讀，對創作者來說也是一種學習，有些論點也可以吸收，這是好玩的。」

「我在《ZOOM》上刊登的照片，其實就是我在 New Color 時期標準的、我的風格，但是他們又從我的作品裡找到些許與一般西方影像不同的元素，這樣講可能有點肉麻，不過他們或許是看到了西方人所謂的『禪』、『東方思維哲學』、『東方詩意』等等，因此很多人開始談論我的作品，但我根本完全沒想刻意呈現這些，完全沒有！都是他們解讀，我人在一旁看了就偷笑啊。」

而郭英聲之所以是郭英聲，或許在於他的創作方式並非長期經營某個主題，他形容自己的人生有如許多個抽屜，倘若有什麼需求，便東取西提一些，合成新的面貌；例如製成這本新書封面、封底的那幀照片，便是他在 1994 至 1995 年間，斷斷續續於台南七股所攝，而後集結成一名為《草》的系列作品。

當時這些不同季節、溫度、濕度的草，觸發了攝影家心內的悸動，放置十年、二十年以後，有更多故事發生，更多詩性的語言從中冒出，進而引導人們觀看作品後走入各自的內心風景，這些人與人之間、人與藝術之間的漣漪，全都源自於郭英聲的不經意，以致於後來這批《草》隨著時間之流和人類發展——原野的消失與七股工業區的誕生——所衍生的議題，又更在攝影家的意料之外了。

註：1971 年，郭英聲與九位攝影家（胡永、張國雄、周棟國、張照堂、謝震基、葉政良、龍思良、凌明聲、莊靈）組成「V-10 視覺藝術群」，力求跳脫當時傳統與沙龍攝影的風潮，迎向前衛多元的影像表現方式，為 70 年代兩岸三地攝影學界帶來了嶄新的視野。

不被注目的時刻

在新書裡，郭英聲曾簡短提到，80 年代後的台灣攝影界，一面倒向報導紀實攝影，如他與柯錫杰一類的創作風格，在論述中長期缺席，溫和不善與人爭的攝影家也僅能無奈接受時局如此。然而綜觀四、五十年來台灣攝影的發展，過去這段風氣事實上限縮了台灣在藝術、時尚攝影方面的生存空間，導致這些領域的成績遠遠落後於國際。提起此事，郭英聲亦顯露了少見的嚴肅。

「早年是政治氣壓的箝制，使很多搞現代藝術的都無法為所欲為，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之後，為什麼攝影圈的人都拍沙龍、拍風花雪月的主題？因為那是最不容易出事、最安全的，所以也許就被那樣的體系占據了台灣攝影界數十年，在那之外的風格，似乎都沒辦法進入那個體制。」

「80 年代以後，我覺得是有點牽涉到地盤的關係，當時從事這類形式創作的攝影家們，恰好盤據台灣各個文化區塊，包含媒體界、評論界和美術館界，當他們壟斷了這些平台，便只能容納與他們相似的族群。因此那十幾年間，各界論述包含報章雜誌、攝影評論或展覽，永遠以紀實報導為主。這其實很可怕，這讓當時非這類的創作形式，全都無路可走。更糟糕的是，讓那些年輕學子，或是剛起步從事藝術創作的人，為了他的地盤和生存，必須跟著這樣的風潮，產出類似的作品，這其實某種程度造成蠻大的災難，非常非常嚴重。」

郭英聲以活躍於 60 年代的抽象畫家李仲生為例：不若同時期的趙無極早至巴黎徜徉，李仲生來到台灣後的發展確實受限，儘管如此，後來許多大師級的畫家如夏陽、蕭勤等人仍然都受教於他，而李仲生授課的方式是個別教學，他嘗言如果學生畫的作品全跟他一樣，就完蛋了

「這點看法我跟李仲生是一樣的。我的個性是可以容納百川，隨便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搞得好，我是可以看懂你、給你鼓勵的，絕不會因為你做的內容跟我不同類就排擠你。過去那段經歷讓我也經常反省，如果要繼續待在文化圈，我得是個接納一切的藝術家；回頭看這二十年，我也做到了。這些年來，無論在美術館，或從早期的文建會、文化局到現在的文化部，我一直是他們諮詢、審查重要獎項的評審委員，當我是有影響力地介入其中，就會帶入一些較為全面性的觀念，讓大家有包涵不同思維、表現方式——特別是影像這一塊——的可能性，這點我是做到了，二十年來很認真地做到了。」

從「走出來」到「想出來」

如郭英聲一輩的攝影家必然經歷傳統底片過渡至數位時代的衝擊，至今這兩者之間的辯證亦從未停止，他坦言初面臨這樣的轉變時，一度非常惶恐，也曾擔憂自己會被淘汰：「我心想我根本就不會用電腦，所有習慣的商業攝影程序全都數位化，這對我很陌生，我承認我非常害怕。」

但是向來靈活的他，終究適應了新的媒介與形式，如今使用數位器材皆十分順手，甚至不排斥以手機創作，郭英聲相當開放地擁抱數位攝影的方便性與無限可能。「當照片進入電腦以後，世界是更寬的，這沒有話講。在數位時代，創作不僅限於觀看的剎那，後面有很廣大的空間可以延展，能夠從你看到的進行全面性改造，賦予作品新的說法和語言，這都是過去傳統攝影不太可能做到的，數位化確實有它絕對的優勢。」

另一方面，創作方法亦隨著藝術思潮產生變革。「我已經不仰賴年輕時那樣五湖四海跑來跑去的創作方式，但我常跟別人說，過去那個年代的攝影是『走出來的』，我看現在則是『想出來的』，很多當代的創作方式，可能就是要不斷地想，才能把他要的影像創造出來；這跟以往那種『看見』，然後『記錄下來』的模式，絕對在時間上、思考上產生了一些區隔。」

不過，即使關於攝影的外在形式日益變遷，郭英聲仍然保有他唯一的堅持，那便是緩慢的觀看。在一切事物都迅捷起來的時候，郭英聲依舊讓自己的身體、精神處於慢的狀態，慢慢地看、慢慢地思考，只在出手的那一刻快而精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