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Robert Guédiguian《當愛再來的時候》：鏡頭裡的殘酷，是為了溫柔的可能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8.05.2020

近年許多優秀的法國電影更專注於貧富差距下生活的複雜狀態，2019 年的《悲慘世界》（完全不是你心中想的那個《悲慘世界》）便以雨果作品的名字、當代移民角力與困境拍出了郊區生活與市區的差異。導演 Robert Guédiguian 則一直將目光停留在法國南方大城馬賽——在這個面向地中海及北非移民的城市裡，誕生新作《當愛再來的時候》（Gloria Mundi）。

《當》起始於一個新生命的誕生——瑪蒂達剛生下可愛寶寶，以 Uber 為業的丈夫買了新車，父母很開心，同母異父的妹妹跟男友的生意也越來越好⋯⋯充滿期待的生活，因一個人的出現迎來巨大變化。因殺人罪入獄的瑪蒂達生父，同時也重獲自由了，第一件事就是想抱抱自己的外孫女。這個與社會脫節近三十年的男人重新走入家庭，也觸發平凡家庭的複雜狀態。

Robert Guédiguian 生於 1953 年的法國馬賽，和大部份馬賽人一樣有複雜的血統淵源。他的碼頭工人父親來自亞美尼亞，母親則來自德國。他生於馬賽，堅守馬賽的在地背景，有一群合作已逾 ¼ 世紀的固定班底，同一班演員、同樣的城市，他卻不重複自己，不說教、不輕易歸類，進而在日常場景裡拍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

「在我看來，一部好的電影需要具有震撼人心的本質。有時候為了達成目的，必須先將世界殘酷卻真實的樣貌呈現出來，藉由悲喜劇的交織對人生拋出大哉問。現今這樣的社會，我們更須常保質疑的精神，才能避免對所處的體制習以為常，陷入麻木不仁的困境。」

《當》於 2019 年威尼斯影展首映，與 Robert Guédiguian 合作的固定演員班底、此次飾演勞工母親一角的 Ariane Ascaride 在此拿下最佳女主角大獎。演出女兒角色的則是年僅 32 歲已是新科法國凱薩獎影后的 Anaïs Demoustier。

Guédiguian 總是替失敗者發聲，鏡頭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連貫性，而鏡頭後面，也相挺著那些為尊嚴和權利而戰的新一代失敗者們，給予他們人道與溫柔的關懷。他的電影總是拍攝於馬賽，講述弱勢階層的種種、生活岌岌可危的人們、移民，渲染著懷舊的情結和團結的力量⋯⋯他的影像風格質樸，人物卻非常生動，對於情慾和身體的呈現也毫無忌憚。

誠實記錄、精準呈現，他表示拍下這樣的作品並非悲觀：「我試著描述當今世界的悲喜局面。有時候，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帶有激勵的功用，或是展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也有些時候，我只是盡力呈現這世界的樣貌，並希望它能引發討論。我不是一位悲觀主義者，我相信改變的力量。」

從首部電影長片《最後的夏天》開始，鏡頭始終聚焦在勞工群體，以迷人的敘事手法，反映當代的庶民生活。作品多以市井小民為主角，希望能藉由創作，替老百姓發聲，也因此贏得「法國電影的良心」美譽，並曾多次入圍國際三大影展，知名作品還包括《法外見真情》、《愛情不罷工》、《海邊別墅》等。

本文由東昊提供 Cineuropa.org 的訪談，試圖了解 Robert Guédiguian 劇本發想與拍攝的狀態，是如何對應到當今法國的困境。

Ｑ、在《當愛再來的時候》裡，您為什麼決定聚焦一個處理財務問題的家庭？整部電影裡他們都在談論金錢、擔心金錢——金錢永遠在他們的腦海中。

我相信不穩定的生活方式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至少我居住的法國是如此。人們不斷為自己的工作擔心，他們也不再去投票了。都市近郊與郊區越來越有距離感，生活在這邊的人們幾乎要與城市脈動完全脫離，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如何維持生計。

有時候，會覺得這就像是戰爭，我們每個人都在與其他所有人對抗。像《當愛再來的時候》那樣，不再團結，沒有手足情誼，甚至家庭關係也受到影響，因為人們往往彼此過度競爭。全球資本主義使我們所有人都非常自私和自戀。這樣的時刻，生存的唯一解決方案變得非常個人，成為社區或團體一份子的這種想法已不再有效。每個人僅為自己而打算。

Ｑ、片中飾演更生人的 Gérard Meylan 在詩詞中獲得了救贖。這些詩句是哪裡來的？

我喜愛詩詞、俳句的表達方式，精簡，卻能凝聚出我們擁有的千萬情緒。對於一個在監獄裡自學成才的人來說，找到這種自我表現的形式是合適的，比突然寫出一本長達 400 頁的小說更令人信服。他有一個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時不時寫下兩三句靈感。男主角丹尼爾是一位與世隔絕的人，在監獄裡待上那麼一長段時間後，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天使的象徵。

Ｑ、電影原片名與天主教有關（片名原文 Gloria Mundi 是在新教皇加冕時，所使用的詞語），在您的許多電影中可以找到類似的宗教引用。為什麼呢？感覺您自己不是信徒。

的確，我不相信上帝，是個無神論者，也是自由思想者。但是我確實有超越世俗的想法。對過去有一定的想像，也對神聖的事物、神話和傳說以及它們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了解。我的故事發生在當代，我看到人們為了生存而掙扎，但總會有一個人物，他會負責暗示人類經驗裡的神性與犧牲奉獻的精神。

我相信所有人類皆與這種神聖聯繫在一起，所以我的電影也是如此呈現。正如古典音樂，賦予各式不同樣貌的故事一種普世價值，電影裡的此號人物也有這種功用，他不屬於特定的時間地點，並且能夠創造出正確的旁觀者距離。它創造出如戲劇家 Bertolt Brecht（布萊希特）所說的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有時，我們需要走得更遠，才能運用我們的智慧進行思辨，並為所看到的事物所感動。

Ｑ、片中一個女人命令對方揭掉她的 hijab（穆斯林婦女穿著的頭巾），一位 Uber 司機被計程車司機毆打——這些都對應到當下法國所發生的議題。但這也彷彿對從 2018 年開始的「黃背心運動」（Yellow vests）參與者說，他們並沒有獲得人們在 1968 年五月風暴時所得到的那種全面性支持，當時每個人都在街頭與工人同在。這之中，您認為發生了什麼變化？

這些是法國當今社會所面臨的困局。Uber 的部份，這牽扯到世界的潮流，個體經營的獨立自雇者越來越多，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徵。1968 年時，他們同時得到左翼政黨、共產黨和工會的支持。在那麼多不同派系的潮流中，人們團結一致，設法找出一個共通的地方。今天，共通點已不再存在。這就是為什麼無法獲得普遍性支持。一些知識份子簽署了請願書，卻沒有轉化為適當的政治行動，也因此反抗的事件無法轉化為真正做出改變的革命。

Ｑ、可以說您對這次的運動不太樂觀嗎？

我們完全知道我們需要關愛《當愛再來的時候》的這些角色，即使他們有時表現得不是很好。昨晚，我再看了一次電影，更意識到他們所說的話其實非常很糟糕，但其實他們只是口是心非。了解他們做人處事的動機和原因很重要。為什麼如此行事？即使電影沒有將他們設定為好人，但我們至少需要讓聽眾感到同情。我們不應去評判他們，該批評的是他們所處的社會，並不是他們本身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