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聞天祥：有些政治化金馬的評論，太小看了電影

第五十七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中段，是枝裕和在全場歡聲中登台引言，談他早年如何被一個人的作品啟蒙，而那人，也成為他電影創作上如父親般的存在。畫面切入攝影師姚宏易掌鏡的影片，張震、舒淇、朱天文同框談笑風生，談進行中的新劇本。典禮現場，評審團主席李屏賓和剪接師廖慶松、音效師杜篤之組成「福祿壽」，和台上十三位侯家班獻獎人，及台下所有起立鼓掌致敬的與會者，一起迎接本屆終身成就獎得主——侯孝賢戴著他的那頂標誌白帽，坐上由眾人虔誠視線搭建而起的空氣神轎，步往台前。

同一時間在典禮後台，坐鎮新聞中心的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一邊忙碌引導得獎者受訪拍照，一邊分了隻眼，不斷往關了靜音的轉播螢幕瞄，畫面雖是無聲的，但能聽見歡呼與尖叫自不遠處傳來，「我看到大家都沒有坐下來，站著聽完侯導的致詞，覺得太感人了，非常非常，非常感動。」他說了三個「非常」，眼神語氣裡還有更多更複雜的感觸。

2009 年聞天祥上任執行長，即是受到該年接下主席的侯導延攬，並將人事部署交由他全權決定，對外釋放出相當清晰的改革訊息：金馬將揮別過去，建立新時代下的新面貌，「祕書長」正名為「執行長」，成為最主要的掌舵者。往後，執委會內部從主席對執行長，到執行長對部門總監，都依循這樣的信賴式管理，「既然大家目標一致，就會彼此著想，事情就容易推進，再加上這十二年來的主席是侯孝賢、張艾嘉、李安，他們本來就有大家長的氣魄和高度，他們都不需要從金馬得到什麼，他們是來服務的，也非常放心讓我們做各種事情。」

他進金馬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執行長辦公室，「就，我不要坐裡面，因為太奇怪了！」和同仁用一樣的辦公桌椅，拒絕專屬隔間的聞天祥，也建議主席讓出辦公室以免浪費空間。他掃視我們身處的會議室，「李安也沒辦公室，他來就坐這裡啊！就妳坐的位置。」到金馬這些年，同仁們還年年一起員工旅遊，可見團隊感情多麼禁得起考驗。

疫情之下，七萬名觀眾挺金馬

本屆金馬甫落幕不久，辦公室就如同往年，已著手進行下一年度的工作了，昨天才為「經典影展」版權事宜和國外視訊洽談，對方看見群聚一框的金馬同仁，果然又吃了一驚。2020 年當然是格外特殊與辛苦的，一週前剛打完這一仗的聞天祥，挽著袖子從樓下捐完血回來，道出這段驚險刺激的歷程。 

年初全球疫情爆發時，原訂四月舉行的金馬奇幻影展首當其衝，和全員各別晤談後，確認要是 K 歌場必須戴口罩、狂歡場必須梅花座，奇幻影展的重要精神就消失了，遂決定停辦，然而影展除了手冊還沒送印，其餘工作其實都已完成，心有不甘的同仁改在辦公室開直播一解苦悶，內容除了煮飯聊天、線上影迷許願池，也賣影展周邊商品以求變現救虧損，結果行銷部帶貨真給力，影迷也情義相挺，很快銷售一空。「上半年確實很掣（tshuah），做了最壞狀況的推演，但也還好啦，我們每年都有很多危機跟考驗。做金馬好玩的地方是雖然招牌老，但工作人員平均年齡還是年輕，大家不服氣，有考驗就會有解方。」

度過戰戰兢兢的上半年，接著進入更加環環相扣、每天都是關鍵的金馬影展／金馬獎期程。過去獎項報名七月底截止，但受疫情停工影響，不少海外片方來詢問延期可能，而收件一旦後延，評審時間會被壓縮。今年又碰上中秋，原定 10 月 1 日公佈入圍的記者會得提前一天，11 月 21 日頒獎典禮相比往年也提早了，時程緊上加緊，所幸經過競賽組的評估與溝通，眾人都願意配合趕工，「像《南巫》、《手捲煙》、《狂舞派3》都是這樣才趕上的，台灣則是救到《廢棄之城》。畢竟還是服務電影業，大家有需求，我們就ㄍ一ㄥ到最緊。」由於競賽和影展的連動關係，執委會下半年已達到每更動一天，工作量都要重新安排的地步，聞天祥笑言，從來沒把工作時程算得這麼精細過。

或許環境越嚴酷，結出的果實越甜美。影展售票首日，出現反超往年的搶購熱度，有些場次誇張到 10 秒完售，多數入圍片也都迅速掃光，只可惜今年使用的影廳除松仁威秀之外皆低於 300 人，總座位數少了，能賣的票量不多，故未能刷新票房紀錄。此外也考量新光影城 2 廳的隔音問題與影廳移動距離，才整組移師信義區，包下信義威秀 12 到 18 廳。

「每年的挑戰不同，只能腦袋活一點，把劣勢變優勢。」日新威秀在今夏停業後，沒了以前慣用的大影廳，金馬轉而活用信義威秀眾小廳，首開先例將媒體茶敘辦在影廳裡，還有一廳專為「影迷新世代」單元架設視訊設備，可以穩定與國外連線 QA。

頂著大招牌，就把格局再放大

對近年加入的觀眾來說，一本全面統合的金馬專刊是理所當然，不見得知道過去曾有過影展歸影展、競賽歸競賽，連手冊都分開運作甚至是打對台的時期。後來雖合為一本，但聞天祥接任執行長後，更加致力於各部門的努力統合成更大的力道，重新編輯專刊的邏輯，「我那時候覺得荒謬的是，我們空間都這麼小了，應該把格局做大才對啊！如果跟國際介紹金馬影展，最特別的其實是金馬獎，它讓眾多華語電影聚集在這裡；金馬獎的來賓不是只參加頒獎典禮，也會出席影展映後 QA，這應該被強調，所以我要求金馬影展的專刊強調金馬獎入圍影片，把它們擺到最前面。」

媒體端也感覺得到他上任前後的變化，過去金馬獎和金馬影展分開宣傳、分開發稿，不巧碰在同一天甚至會互搶版面。漸漸統合的過程裡，聞天祥坦稱，每個人做事的方式各有不同，自然會有磨合期，但電影是最要緊的。如果大家對這個東西都沒有疑問、都對電影有信仰的話，基本上就是怎麼彼此說服、找到一個最好的做事的方式。

「做影展的人多半就是看影展長大的小孩，都比較浪漫、有理想性一點，如果可以幫這些電影創造出某種局面，讓它（聲勢）起來的話，我們會覺得挺興奮的；相反的如果它在金馬這個第一站沒有被看到，那就是我們失職。」他並強調，金馬沒有外界想的那麼富有，有限的預算一定會先花在入圍片，其次是年度專題和亞洲電影奈派克獎（NETPAC，亞洲電影促進聯盟所頒發的獎項），顧好華語片和亞洲新銳導演兩個最具特色的面向後，相關效益也許就連帶創造而出。

在終端的影展、獎項之外，金馬對電影產業的耕耘毫不遜色，這些年來衍生出的各式環節活動，讓業內人士只有一句「揪甘心」可說。比方為電影企劃案提供資金媒合平台的「金馬創投」便曾助發光發熱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無聲》、《孤味》等片一臂之力，因應近期台劇熱潮，今年也增設了劇集類別；而開辦第三年的「金馬大師課」、第二年的「金馬電影工作坊」，皆由專職人員安排課程，2020 明明已是多事之秋，卻反倒辦出了兩梯次的大師課。

「七八月先進行了國內講師部份，這樣已經可以交差，但是不過癮吧？太容易了！所以看到疫情已經和緩，就又開始準備第二梯。」

他稱讚膽大心細的負責同仁，在這個非常時期邀到肯洛區視訊授課，不知能否說是因禍得福，若無疫情攪局，高齡的他是不太可能長途飛行的，「最後回饋非常好，肯洛區跟洛伊安德森的課都是超時的，他們的助理一直在旁邊喊時間到了，但他們都捨不得結束。」李安主講的大師課，則安排四位台港青壯導演林書宇、程偉豪、黃綺琳、黃修平與談，其動機和去年邀請「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理事長林書宇、連奕琦等人登上典禮紅毯相同，都是想傳達：世界在變，新一批人上來了。推動世代傳承，是刻在金馬心底的一行大字。

那也必須提及「金馬電影學院」。2009 年由侯導創辦，採小班制實作，學員得以親炙大師與資深前輩的風采和指導，每年國內外報名者約在兩百人之譜，錄取 12-14 位學員分成兩組拍片，歷屆學員包括趙德胤、陳哲藝、陳勝吉等人。今年因預設國外學員難入境，和學務長廖慶松討論後，決定減至一班，但微增人數到八人，「但就很可怕，出現五個導演、兩個攝影、一個編劇，更難拍！」導師由去年最佳新導演得主徐漢強擔任，並直接指定大霈為演員。當時她尚未以《消失的情人節》入圍，純屬導師對新人潛力的靈敏嗅覺。

另已屆滿六年的「亞洲電影觀察團」，招募願意付出大量時間觀影、生產文字的各行各業人士，其設立想法，可以對應回聞天祥曾替金穗獎規劃的「部落格達人推薦獎」，以及台北電影節的「媒體推薦獎」，目的都在推廣較無主流媒體聲量的新銳作品，「規定要把所有入圍片看完、選一個獎，大家就會有參與感。」

金馬授予奈派克獎時，皆會邀請入圍亞洲影人來台，開辦亞觀團後，更進一步舉辦深度媒體茶敘媒合兩者，「這些新銳導演很高興有人看片看得這麼認真，亞觀團也很難得能跟導演聊得那麼深入，像當年的畢贛、張大磊，今年《南巫》的張吉安，大家都是聊到欲罷不能。我覺得對台灣是好事，每年至少可以挖掘到二十個對電影有狂熱興趣的人，再者也幫我們做國民外交，導演們都覺得台灣觀眾素質好高喔！」目前就有上過金馬「青少年電影課」的孩子繼續來參加亞觀團；也有許多亞觀團人成為「台灣影評人協會」的創會成員，這是金馬為電影界添注新血的方式之一。

永遠需要新的定義與想像，因為是電影啊

兩年來，所有關於金馬獎的討論，自然避不開中國這一題。2019 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暫停參與金馬、自我禁賽，遭此衝擊的不僅是原先可能的報名與入圍者，還有受邀的評審們。去年金馬公佈杜琪峯擔任評審團主席不久後，杜即因受限工作合約而請辭，「我們沒有任何怨言，本來就要考慮業界的處境，所以當下就決定不公佈其他評審名單，擔心有某些力量對他們施壓；到了今年，是等需要隔離的評審都已抵台進行隔離，就把名單公佈，也因為要算好出關時間，所以花最多時間在改機票。」

在中國因素和疫情影響下，以往複決選的外籍評審人數大致落在五到八位，近兩年縮減至三位，少了一些不同文化的觀點，會如何反應在評選過程中？

「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是因為台灣片那麼多，才會都是台灣片得獎。這是完全錯誤的推論，通常對台灣片最嚴苛的都是台灣評審，因為太近了，沒有因距離產生的⋯⋯誤會，不是美感。以前很多中國、馬來西亞片都是死在自己人手上，台灣也會這樣，不會因為外籍評審少了，台片就獲利，而是會遇到更嚴格的檢視。」

都說只要觀察評審組成，就能推導出得獎名單；依他經驗之談，則是只要替換一兩位評審，無論國籍，結果都會不同。本屆刻意邀請了作家吳明益做決選評審，不負聞天祥期待，他的確提出以往評審台上少見的觀點，多元性不一定得來自國籍。金馬畢竟是台灣辦的獎，以台灣評審為主體合乎情理，亦是現任執委會主席李安的認定。

當代是動盪的，政治時局與身份認同時時處於劇變當中。對於誰是華語創作者、什麼是華語片，金馬獎最早劃定的範圍是台港，後來擴及台港中。聞天祥細數演變：杜可風 1983 年拍了《海灘的一天》，卻因外籍身分無法角逐獎項，到了 1994 年這已不再是問題；1996 年《陽光燦爛的日子》是 100% 中國片，但由香港片商來報名就被接受，限制打破之後，發覺沒什麼不可以，規範就逐步拓寬了。

他認為，「放大自己的可能」原就是金馬的傳統，「大家看到『華』好像就往『大中華主義』去聯想，我覺得怎麼一直在文字上打轉？如果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名詞那 OK，『華語』只是方便歸類，我們並沒有被限制住。金馬被政治化討論的時候，對我來講很多評論者並不關心電影本身，也不太尊重電影，只不過把金馬用在對他們有利的政治論述。」

面對「希望更從台灣本位出發」的聲音，他拿出具體事證，說明電影人與作品的真實互動關係，「《爸媽不在家》的陳哲藝、《路邊野餐》的畢贛及《南巫》的張吉安，這些亞洲各國的新導演都受過侯導深刻的影響，為什麼不願意去包容跟接納這件事情呢？電影情感那條線，盤根錯節，它延伸出的可能性，遠遠超過太小看電影的某些人所能想像。電影的動人，不是狹隘的地域、國族觀念營造出來的，那真的就是電影自身的魅力。」

聞天祥再舉去年《夕霧花園》為例，這部馬來西亞出品、台灣導演、多國籍演員、主要發音為英語的電影，正提醒了跨國合作已是常態，觀點也會越來越複雜，無論時局怎麼變化、誰來或不來參加，那都是我們的現實，也會是金馬的特色。執委們曾經就該不該改變金馬獎的方向進行討論，結論是不應該，只有維持多元複雜性，才能反映世界的真實，自由開放也才有意義。

有人吹捧或打壓，恰是說明金馬的重要性，正因為那麼被在意，更要堅守原則，原則和精神明確擺出來，無論如何都會有一群人清楚知道他為什麼來參與，就像本屆最佳男主角入圍者李國煌對他說，「來到金馬真的開了眼界，有種做電影是對的感覺。」

聞天祥補充，自從金馬開發了自己的售票系統後，開始有香港、中國等地的影迷專程飛來台灣看影展，雖然這兩年情勢比較緊繃，去年仍有中國影迷假借醫美團名義前來，「亞洲電影觀察團」也有中港人士願意自負機票住宿參加，國際口碑不在話下。堅持自己的路，自然會有欣賞自己的人到來。

在金馬，就是電影人最大

金馬對於獎項內外環節的周全照顧，只能說眼見為憑、有目共睹，帶動的業界凝聚力與榮譽感獨一無二。邊謙虛邊燦笑的聞天祥急說沒有啦！都是邊做邊學，但做越久就會越細緻去考慮，「電影人給人感覺比較冷，可是他們拍片的情誼非常深厚，所以我們會讓典禮座位以劇組為單位，而不是讓同獎項入圍者坐一起，我們也會知道入圍者邀請的親友坐哪裡，這對轉播很有幫助。我們的出發點，就是電影人最大。」他相信這幾年的努力，能讓大家感受金馬對電影人的設想和愛戴，都是對電影有信仰的人，榮耀電影人是金馬的職責。像個家的金馬，也讓整個電影業界有了家味。

明年金馬所有計畫都在運行著，還包括新來到的一項業務——金穗獎和優良劇本。討論是否要接下任務的時候，同仁們又再度無視工作量增加，一個個阿莎力地答應，「我們現在有金馬獎鼓勵線上專業人員，有金馬電影學院培育即將踏入長片的人才，有創投幫助企劃案發生，有影展把全球電影帶進來，如果再把金穗納入，也許可以從中挖掘學院學員，等於又往產業前端推進一點，久而久之，我相信會變成比較完整的生態系。」

為了環境好，其實大家就是甘願多做，不然多做這些，也不會多領薪水，但很多意義和價值會在團隊堅持下突然顯現，持續做下去，日後一定會發光。他自我調侃：「每次說下次不做了，每次做完還是，唉繼續做，金馬沒辦法用財力砸人，我們都是用感情去砸。」

十二年前，剛結束台北電影節多年策劃工作，覺得已經把影展做得差不多、能玩的也玩夠了的聞天祥，因為侯導一句「我們來做一些改變吧！」又再上船了，當時的他想，如果侯孝賢當主席還不能改變什麼的話，那就可以對這個環境死心，他還是可以做影評、教書、好好當一個觀眾，用自己的方式愛電影。但就是那句「我們來做一些改變吧！」反正他是信了，好像有些東西可以試。然後，如今讓華語電影界尊崇仰望，也讓我們自身引以為傲的金馬，就這麼鍊成了，並且，還在持續進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