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藝人，我只想當個保留故事的人──專訪蔡振南​​

蔡振南說，一開始主持電視節目時還不懂得說話，短短幾十秒的串場，他可以錄一整個下午。但即使覺得「我不太適合當主持人」，有個節目還是讓他點頭答應——

1997 年 5 月 11 日，《流浪台語片》在力霸友聯電視台首播，專注介紹五、六〇年代那些曾經風光，最終卻流浪散佚民間的台語電影。蔡振南是這樣的人：即使沒做過，但為了在意的事，他願意嘗試。

直到製作節目，他才發現那些和他同年長大的台語電影，原來都只留存在他人嘴裡。

「本來我以為電影都會保留，結果跟我想的不一樣。」還留存在記憶底處的微薄印象，現實生活裡多是連鐵盒子都找不到。即使僥倖找到了底片，「那是慘不忍睹啊，有些底片完全發霉了。因為以前沒有保存環境，就一般的空氣和溫度，很潮濕，就壞掉了。」

找不到全本膠卷，節目裡蔡振南只能就僅存的幾張海報和寥寥斷簡，再加上四處尋訪所得的鄉野史料，以口述旁白的方式介紹電影。

另一端也有其他人展開搶救大作戰。《流浪台語片》播出的那一年，國家電影資料館終於在樹林租下片庫，架設低溫裝備與專業維護空間。在此之前受限於經費，膠卷拷貝只能放置在常溫環境，難以獲得妥善保存。再往前倒帶幾年，電影資料館成立「台語片小組」，尋找不知所蹤或殘敗朽爛的台語片膠卷，為長期闕漏的台灣電影史，補上台語片應有的一頁。

25 年後，當年的電影資料館幾經輪轉，轉型成為行政法人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找上蔡振南擔任形象大使——

曾經各自為保存電影努力的兩條平行線，如今終於連在一起。

踏入演藝界，原是不應該

但這不是蔡振南和影視聽中心的第一個交點：2022 年，蔡振南參與演出的《少年吔，安啦！》在影視聽中心的修復下得以重見天日；半年後他的電影首部作《悲情城市》接棒重映，保存良好的底片在戲院裡光亮如新，在那之後才認識蔡振南的觀眾，第一次能夠看清他的臉。

同時大家也才發現，蔡振南的電影初亮相，原來只有三句台詞，而他人生在大銀幕上說的第一句話，是「毋知影。」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在想來，還是「毋知影」。

1989 年以前，人人只認識蔡振南是個寫歌的，當時他甚至還沒出過個人專輯，而侯孝賢起初找上他，也只是想請他為《悲情城市》寫歌。初見面的那一晚，他和侯導兩人都喝得大醉，後來歌寫好了，侯導又打電話給他，「啊你這條歌別人無法度唱，愛你來唱。」一通電話，從此把他推到大銀幕前。

「一開始我根本沒有規劃要當藝人，因為我這個長相當不起藝人、我的脾氣也當不起藝人。」

沒演過戲、袂曉講話，電影卻以插隊的姿態闖入他的人生，任誰看都覺得意外，而他也就只把電影當玩票。隨侯導客串《少年吔，安啦！》《戲夢人生》幾部片後，吳念真帶著《多桑》找上門，要他當男主角。習慣了侯導自由放養的演戲方式，面對吳念真分鏡嚴謹、對白密實的劇本，他才緊張了起來。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拍電影是什麼」，以及，「演員是什麼」。

到現在不會有人質疑蔡振南的演員身份。2017 年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一段一鏡到底的片段，讓年輕觀眾也愛上蔡振南：213 秒的父子相罵起跤動手，他演得行雲流水、舉重若輕，發佈在臉書上的影片有 22 萬人按讚肯定他的表演。

但掌聲不是他在乎的事。「年輕人對我的歌或我的戲，甚至對我本人的評價，我都沒有去問。因為這個不重要，一點都不重要。」蔡振南充滿意外的人生，向來是把當下的事做好就好。

這幾年他演過《當男人戀愛時》的失憶父親、《角頭》的地方老大、《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裡讓人「不敢相信」的黑幫反派，這個世代的觀眾在老電影被修復之前，就已經見識過資深演員的表演能量了。

他把自己比做影視聽中心裡的膠卷們：在典藏和修復之後，老電影的生命得以接上新的世代，而資深演員也是如此：同為「侯家班」的陳淑芳 2 年前藉著《孤味》和《親愛的房客》站上演藝巔峰，而游安順和楊麗音也在出道三十多年後，才以《一家子兒咕咕叫》首次入圍金馬獎——

只要有戲，演員就永遠不老。

阮若是加開喙，嘛是金言玉語

「我一直都不認為我是演員。現在會自稱演員，因為都已經年紀大了嘛。」倒是比起演戲，他早就知道自己是有音樂上的才華的。

26 歲那一年，蔡振南寫下人生第一首國語歌〈你不愛我我愛你〉，連同其他 4 首創作的國語歌，一同被收錄在歌手云一依的專輯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你不愛我我愛你〉「當時寫完就馬上竄紅——竄紅就馬上被禁。」

新聞局審查的年代，禁歌的理由千千百百種，〈你不愛我我愛你〉若是早一年推出，說不定就不必蒙受不白之冤，誰知那一年撞上中美斷交的敏感時機，愛情的酸甜頓時走味。「以前新聞局禁歌，是一次列出十幾條發函給各單位，我彼條毋是，就單獨行文一張特別點名，真予我面子啦。」

「我當時說，你幹嘛禁我的歌？更何況他們推廣國語啊，不能講台語嘛。我說好，我就封筆兩年，兩年以後我如果再寫歌，我不但寫歌，還寫台語歌。」

這似乎是那個年代創作者的某一種典型——審查給了他們另一種硬碰硬的能量，讓每一次出擊都精準有力。「像我開唱片公司，也是完全沒概念，就是在賭一把氣。」

兩年後再動筆，他果然沒有食言，寫下他第一首台語歌〈心事誰人知〉。信心滿滿把詞曲送給各家唱片公司，卻到處吃閉門羹，原因是當時人覺得做台語唱片不會賣錢。他一氣之下索性自己開唱片公司，在什麼是卡帶、什麼是匣帶都搞不清楚的狀況下，找上沈文程來演唱，自己則土法煉鋼包辦錄音製作。

他有自信歌好，但沒想到結局會這麼好。「下午發片，晚上就中了，全台灣都瘋狂。」

當時誰都知道他寫歌有名、開唱片公司有名，但直到解嚴前一年，沒人知道蔡振南也可以當一個歌手。在那之前他唯一的聽眾，是他的阿嬸，人類學家胡台麗。

早在蔡振南開始寫歌賣錢之前，胡台麗就知道這個遠房姪女婿有把吉他，平時也聽他哼唱過幾句，不時對他說「來嘛來嘛，唱兩條歌予我聽。」做晚輩的也就唱了。當時還沒有人知道，蔡振南能唱歌。

「那個時候她是我唯一的聽眾，而我是她唯一的歌手。」

有一回畫家洪素麗回國，胡台麗帶著她來到蔡振南的住處，邀他唱台語歌一解來客鄉愁。多年後她在書裡記下那個奇蹟時刻：「那晚，洪和我都被震動了。」

後來每次胡台麗回到台中的婆家村，總會帶幾台 walkman 到蔡振南面前，她說幾個海外的朋友想聽台灣的台語老歌謠，要他唱幾首老歌，錄下來寄到國外一解思鄉之苦。她甚至要蔡振南到中研院唱歌錄音，「當時到中央研究院，哇現場好多人，然後地上擺滿了 walkman，都是海外朋友要聽。我是唯一在中央研究院辦演唱會的人。」

只是胡台麗當時沒告訴他，那場中研院的演唱會，其實是她台語老歌採集計劃的一部份。他不只把那些歌唱成鄉愁，無意間也保存了一整個時代的聲音。

也因此，當有天張照堂找上胡台麗，說想為雲門舞集的《我的鄉愁，我的歌》找一個聲音時，她馬上就知道那個聲音在哪裡。

然而幕前從來不是他想待的地方，縱使林懷民好說歹說——「我說『我嘛毋是歌星、我幹嘛唱，不要啦你找別人唱啦。』」兩人一來一回，「我記得那天從下午一直硬拗，拗到天亮五點才去唱。」

最終一群人擠在中影的錄音室，由杜篤之坐鎮錄音，蔡振南清唱，結果唱沒幾句就老是忘詞，錄得磕磕絆絆。後來他不耐煩了，隔著玻璃窗問外面的人唱夠了沒，卻無人回應。

「我以為他們沒聽到，其實他們是太驚訝。後來我聽說林老師坐在角落哭，當場已經把舞編好了。」

那時他們才驚覺：眼前找來再現〈烟酒歌〉〈勸世歌〉〈一隻鳥仔〉這些珍貴歌謠的人，自己就是個埋藏在民間的寶藏。

「阿南總是在發掘歌星，卻沒發覺自己唱的才是最好的。這是台灣社會的另一種悲哀，忙著向外界尋覓，忽視否定被浮誇社會風氣湮滅的文化寶藏。」——胡台麗〈阿南的鄉愁．阿南的歌〉

有理想佮志氣，錢毋是道義

1986 年《我的鄉愁，我的歌》之後，直到 1995 年蔡振南才發行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生命的太陽》；1997 年，他以《南歌》專輯一舉抱下當年金曲獎「最佳流行音樂演唱唱片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和「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獎」三項大獎。

那一年的歌王獎座，他是從侯孝賢手上接下來的。

隔年發行的《可愛可恨》，讓他成為金曲獎歷史上第一位連莊的台語歌王。而當時台下沒有人預料到，這是蔡振南的最後一張專輯。

光是寫歌唱歌，就讓他拿下 5 座金曲獎和 1 座金馬獎，但對蔡振南來說，放下獎座卻可以是那麼輕的事。「我大概 58 歲就想退休了，不唱也不演，所以我大概二十幾年沒唱歌了。好多人找我開演唱會我說不要，因為沒有那種熱情了。」

出片當歌手，原就不在他的人生規劃之內，他沒把自己當寶藏看，他心裡有認為值得讓更多人知道的文化寶藏。

1998 年，TVBS 找上他主持節目《台灣南歌》，和當年的《流浪台語片》類似，只是對象從電影換成歌謠。當時依舊自認笨口拙舌的他心內忐忑：「我怎麼想也想不到我會當主持人，因為我真的超級不會講話的。」只是節目舉著「台灣文化」的大字招牌，他最後還是答應了。

從〈心酸酸〉〈望春風〉到〈淡水河邊〉〈安平追想曲〉，那幾年他走遍台灣田野調查，透過節目把古早本地歌曲背後的故事重新述說一次，成為台灣第一個有系統地介紹台灣歌謠的電視節目。

「以前因為研究老前輩寫的歌，欲去追溯遐歌的故事，就發現好多好感人的故事——前輩寫歌，攏根據真正故事咧寫的，啊逐家攏毋知遐有真正的故事，干焦我知。歌曲的背後故事太多太多，每一首歌拍成一部電影，你根本就不用寫劇本！」

後來那些積累的歌曲故事也走出了電視螢幕。2003 年，蔡振南舉辦演唱會《我的故事，我的歌——蔡振南生命傳奇》，一反過往常見的演唱會形式，以「台語歌謠故事劇場」的方式，每說完一個故事，就唱一首歌。

「不是單純辦演唱會，是因為我覺得有義務把這首歌的背後故事讓大家知道。所以好幾個單位找我辦演唱會，我拒絕，我寧願說故事給大家聽，讓大家知道，這的歌毋是你想的爾，伊後壁的故事真的會讓你哭。」

2009 年，《南得台灣歌 蔡振南說唱音樂會》再開，因為他知道歌曲只要還有人唱就能延續生命，但歌曲背後的故事再不說，也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以前的電影、歌曲都是有故事的，你們為什麼不保留？那是真正的文化傳承啊。那現在外來文化太多了，已經把台灣本土的文化消滅殆盡。你說我們現在穿的吃的走的用的，哪一個不是外來品，有台灣的東西嗎？沒有啊。」

寒冬亦會變春天

他的擔憂不是沒有理由，如今在網路上搜尋節目名稱「流浪台語片」，毫無結果。曾經試圖重現亡佚台語片的節目，幾乎也成了亡佚的一部份。

腹內始終有不甘鬱結，直到今年影視聽中心找上他做形象大使，當下他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問『有新發展了是不是？公家有介入嗎？』他們說『有，有支持了。』我就鼓勵他們，趕快加快腳步吧。」

之所以情急，是因為他在流浪的電影身上，也看見了曾經流浪的自己。

13 歲那一年，蔡振南一個人離開嘉義新港到台北，手上只有爸爸給的兩百元車票錢，以及臨走前媽媽給的兩塊銅板。那時他睡過車站、公園和地下道，台北不是他的家，是他流浪的城。

加入歌舞團流走、工廠輾轉、寫了歌又開唱片公司⋯⋯他沒想到，最後是意外踏上的電影路成了浪子的安居所。

《多桑》原聲帶裡頭，他唱了文夏的〈流浪之歌〉，那原是吳念真爸爸愛唱的歌，但誰都懂那歌詞唱的不只是多桑：

「流浪來再流浪／風雨吹滿身／啼哭也不回來／青春彼當時」

現實中的浪子，因為電影而不再流浪；而如今與影視聽中心一起，他說，電影和文化，也不要再流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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