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全票通過的《悲情城市》

那一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奪下金獅獎，舉國歡騰之餘唯有一人傷透腦筋：時任新聞局長的邵玉銘。

從 1987 年的解嚴到 1989 年的《悲情城市》不過兩年，不只創作者還在試探審查的紅線，執政者也在拿捏自身的尺度。隨著電影重映，當年上映電檢的相關文件浮出水面，審查意見看似荒謬，卻也讓人思考以二二八為敘事主線的《悲情城市》，為何能一刀未剪闖關成功？

2022 年，《悲情城市》33 週年數位版首映會上，邵玉銘致詞談及當年《悲情城市》得以過審的幕後故事，揭露剪與不剪的第一線，有過哪些檯面下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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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只有 4 個字，可以代表我現在的心情：第一個是非常地感恩，第二個覺得非常地罪過。

我從小就喜歡看電影。有一天，我在義大利的新聞局員工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悲情城市》）得獎了。我嚇一跳，還搞不清楚什麼獎。弄清楚以後我再思索，馬上媒體就要炒作起來，我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第一點，根據中華民國的電影法，國片在國際競賽得獎，要頒發一百五十萬的獎金，依法辦理，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知道在解除戒嚴的兩年之後，那時政治的氣氛啊，還是非常地懵懂、非常地混亂，還有一些人還沒有解嚴。

那我站在一個公務員，站在政府跟人民之間做一個公僕，我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就想，假如由新聞局來去檢查的話，新聞局那些小科員、小課長承受不起這個壓力。他假如怕丟官的話呢，給你剪個幾刀，或者做更大的處分，我這個局長怎麼處理？所以第一個，不能用新聞局來檢查，因為公權力不足以介入一個藝術、文化的事情。

第二點，這是我今天第一次透露：我作為一個影迷，我總要給這個片子造點聲勢，讓它得獎話題不斷。

其實在座有很多影視界當年的記者——我想要怎麼樣能夠炒作起來呢？我突然突發奇想，不是由新聞局電影處來審查，我找 16 位（編按：應為 17 位）所謂「社會公正人士」來審，這對大家、對政府對老百姓都可以交代。

我找的是什麼人呢？我找類似於林懷民這樣的公正人士，他們的聲望、地位，可以壓住所有的反對的聲音。而這個也正好，就給予輿論造勢：新聞局有史以來沒有找過所謂的社會公正人士來審查一個片子，我找了 16 位，各行各業都是頂尖的人士。當然媒體就拚命地報導，這就是我配合著給這個電影造勢，讓大家覺得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以為我處理地非常得當。沒想到獎金也頒了，社會公正人士也審，全票通過，我以為這事已經沒有事情。沒有想到呢，幾個月後，正好我們碰到了台灣的縣市長選舉，那時執政黨小贏，沒有大贏，所以有的機關首長就有一點意見，在行政院的院會——

這些人我都沒跟大家透露，這些 33 年前的事情，大概應該也沒有什麼洩密之罪。今天我也不選舉，也不是給這個人造勢——

有一位部長級的人就站起來說，這一次選舉之所以沒有大勝，就是新聞局把這個《悲情城市》給放映出來。在那麼多的部會首長面前，院長在座當主席，他這樣講出來的話，那我當然必須要說明。

我解釋說根據電影法，要頒獎，還找了 16 位社會公正人士審查全票通過，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這位首長呢，今天我也不方便講他是哪一位，大家也不要去追查，他也沒有惡意，只是一個想法不一樣而已，因為二二八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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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當新聞局長的日子，邵玉銘說他先想起不是 1987 年代蔣經國宣讀戒嚴令的那一天，而是電影——那四年裡，侯孝賢拍了《悲情城市》，李安相繼拍了《推手》和《囍宴》，在言論管制的時代裡，這些電影的出現看起來就像奇蹟。

這些奇蹟，時常得面對挑戰。像是院會上的僵持，以為要安全下莊之際，對方卻又回嗆：「那我也可以找 16 位社會公正人士，讓它全部不通過！」最後還是院長強制讓議案往下進行，才讓邵玉銘全身而退。

而經歷過這些激烈衝突、指控，邵玉銘只說——

「我什麼事都沒做，我只是捧場、頒獎、發錢，再挨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