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最壞的真相，然後相愛吧！——專訪《一念無明》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

初見導演黃進和編劇陳楚珩，是在《一念無明》的香港首映。其時兩人剛從加拿大回港，電影在香港的上映檔期尚未敲定，就先在多倫多電影節得到掌聲。應該說，沒有獎座光環，檔期可能更難敲定。謝幕時本來搬字過紙的客套話，通常會說，希望大家喜歡這部電影，他們卻劈頭跟大家說：「抱歉，知道你們不會看得太舒服。」

「是一部看完之後會讓人心情變差的電影。」後來，他們是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理念堅定，不討喜，亦不是自嘲，想來只有像他們這樣坦率地直面負能量的人，才能交出如此認真細膩的作品。

港產片新鮮人

《一念無明》遲遲未正式上映，原因之一是怕太另類，鬥不過強檔大片，草草完場。難言票房，獎座卻是有望的，不代表成就，但代表名字會被記住，觀乎這一兩年的香港本土電影，從《十年》、《樹大招風》以至《一念無明》都是出自新導演之手，浮現了一批值得關注的新名字。

打趣說句，好不殘忍的是，無論是金馬獎還是金像獎，黃進的最大對手可能是《樹大招風》，許學文、歐文傑和黃偉傑三位新導演，算是他在香港短片比賽「鮮浪潮」一起冒出頭的同門師兄弟。

先不談《一念無明》，未有《樹大招風》之前，首先要細數「鮮浪潮」。黃進說：「當然，我和幾個導演彼此都認識，《樹大招風》是一個很艱苦的創作過程，從杜琪峯、游乃海這些前輩身上，我看到一種很強烈的，香港電影的傳承。我們都是鮮浪潮的受惠者，這個已有十年的計劃非常成功。例如《十年》的導演們，還有其他跟我們年紀相若的，能進入電影工業，都是因為鮮浪潮。我們從而得到拍電影的經驗，得到人脈，先有自己的作品，然後透過它連結到其他創作機會。」 然而，與傳統的電影人略有不同，新鮮人鏡頭下的電影世界，包含著新思維，以及一股比過去更強烈的在地情感。黃進認為：「香港新一代的年輕電影人，作品中往往包含了對城市的感情。」然而，這不是九七前後港產片那股為宏觀歷史加註的統一觀感，而是更為個人和私密的分歧視點。電影逐漸成為新一代發聲的途徑，陳楚珩也指出：「除了孕育出一群創作人，鮮浪潮產生了一股新的創作力量，大家擁有的共通點是，都想說關於香港的故事，展現香港人的情懷。《樹大招風》說的是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念無明》說的是現在，都是一種表達土地情懷的方式，我想將我們日常見到的香港紀錄下來。我們這世代的新電影人，無論是拍商業片的還是紀錄片，情感卻是共通的。大家都想用各自的方法去記錄香港。」

黃進補充道：「亦不再侷限於我們以前常會討論到的何謂『本土』電影？是否有香港的景？有多少香港的演員？我們更傾向於抽取、觸及到人的情感和城市的精神面貌。就好像《樹大招風》，它的第四個角色是相當明確的，它就是『香港』。」

話說電影看到中途，曾幾度擔心，怕某些情節處理得太煽情，就會毀掉全片。幸好，兩人年輕，卻懂得節制。綜觀《一念無明》的電影語言，處處展現冷靜，但故事包含的社會控訴，則明確有力，讓人傷心和窒息的地方，在於創作者眼中的真相瘡痍。

「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會很珍惜電影作為描述和呈現自己對土地感情的媒介。」黃進形容，電影就是提煉自己身邊所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記錄到香港每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就像九七回歸前後，那時期的電影也會看到他們的恐懼，或是對未來的想像，對中港關係的想法。」

陳楚珩補充說：「就算不是政治片，是喜劇片《表姐你好嘢》，都會清楚看到大眾在當下的集體情緒，它是跨片種的。現在大家會朝著不同的片種和故事創作，但不變的是大家都想說關於香港的故事。」 也許，無論是《十年》、《樹大招風》、《一念無明》以至一系列新導演的作品，最大的共通點，就是鏡頭下的香港都獨特不同，卻都是同一個香港。黃進說：「就像分工行事，大家用不同的形式去拼湊一個我們想像的香港。其實有更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反而更好。」 

新手上路

《一念無明》只拍了 16 天，時間有限，劇本也不是輕鬆處理的題材，壓力自然不小。印象中男主角余文樂也從未演過如此吃力的角色，過往在《志明與春嬌》、《救火英雄》等商業片，演的都是型男，只是做自己，這次演躁鬱症的患者卻不同了，要把人氣偶像的包袱全部放下，拍攝期間，穿的是舊衣，不能化妝，得做一個正正常常的升斗市民。其後他也在訪問提到，回想緊繃壓抑的拍攝過程，簡直是噩夢。

「是的，他有一段時間真的不想再看見我。不過現在沒事了。」黃進笑言。余文樂混了影圈多年，老手一員，其實倒不是太叫人擔心。新手上路的黃進，或許比起男主角痛苦得多，只是導演心裡苦，但導演不說。

起初以為，過程中最頭痛的事莫過於駕馭不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金燕玲這些大牌明星，實情不是，貴人相助甚是用心：「他們會特意去聆聽我們的想法，多於一種『指點後輩』或『小子，我來幫你吧』的姿態。反而想知道的是，一個新的導演，一個不太正常的劇本，到底腦袋裡想些什麼。」

然而，最大的敵人，原來是自己。黃進歎道：「在拍攝現場最大的考驗是，我們當初寫好了劇本，當然希望一字一句演繹⋯⋯」說著，編導兩人同時表示，初次寫長劇本，初次執筒拍長片，都是太傻太天真：「我們事前已經想像過拍攝的情況，準備得很充足，劇本寫好了畫面會出現什麼。但往往去到現場，無論資源、演員表達手法，都未必是你想像的模樣。對我們來說，需要學習一切都未必如你所想。」

回想拍攝現場，黃進笑言：「開拍之前，故事是一個 close system，我們真的已經設計好了每個細節，要用什麼節奏，要用什麼鏡頭，但開始拍攝之後，我們發現自己太依戀自己的想像。於是我得學習在預先設計好的方案裡，看見新的可能性，也開放給演員用自己的個性去介入創作。」

訪問中，兩人似乎未察覺自己說了很多遍「學習」。年輕人通病的輕狂、傲慢，在他們身上好像完全被一種認真的姿勢取代。至於問到執導心得，黃進冷不防拋下一句：「最大的學習，是如何將已想好的事，完全放下，讓它死一次，再去看見新的呈現方法。它死了，它的靈魂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我就隱約理解為什麼余文樂怕了他。他應該是偶像派的宿敵。

鬧交翻桌才是情侶

還是換一個輕鬆的話題好了。《一念無明》故事背後讓人好奇的是，導演和編劇原是一對情侶，也是電影伙伴，這樣的合作關係，是更有默契，還是考驗了彼此感情？

「鬧交，鬧得可激烈了，我說沒有你也不信吧？」黃進不禁大笑，然後一臉認真說：「應該說，就因為我們是情侶，所以更加會經常鬧交。」

陳楚珩接著說：「同樣地，就因為我們是情侶的關係，才可以說得那麼清楚。是不喜歡的，就會直接說出來，隨時都準備跟對方反檯，這反而對事情是好的。」

黃進也表示：「普通的合作伙伴，很多時不會做到太徹底，都想跟對方保持良好關係。但我們之間有另一重私人關係，也賦予了我們了解和信任對方的基礎，討論時就會更加直接，去得好盡。」

更進一步來說，黃進覺得，他們的合作關係，其實正好是《一念無明》想要帶出的訊息：「兩個人要直面對方最差的一面，不能掩蓋避開，這樣才能真正了解、溝通。」

陳楚珩點頭說：「這個也是我們的相處方法。」且說，她既是編劇，也是導演女友，自然亦有份參與拍攝現場的工作。世上有聽話的男友，卻不會有聽話的導演，爭吵最多的事，始終是劇本，只見她想了想，就說：「最經常的鬧交原因，是他在現場改了我的對白。」

黃進坦言：「其實我們都相當清楚對方脾性了，所以當劇本細節需要修改，我還是很放心，我知道它不會毀掉我們的關係。」

卻聽陳楚珩重新說了一遍：「會吵架的地方，主要都是導演改對白，以及一些不合理的內容。」黃進笑了笑：「對她來說可能是啦。」

陳楚珩白了他一眼。

不禁心想，果然是一對坦率直面對方的情侶。 

無話語權的人

經歷社運熱潮的興起與消亡，在「傘後」時代，新生代關心的議題，無疑更著眼於前路茫茫，充斥了無力感的社會狀況。從《十年》、《樹大招風》到現在的《一念無明》，都渲染出一種哀傷、無能的感慨，卻又正正是活於當下的寫照。

「《一念無明》說的，是一群有情緒病的，基層的，沒有話語權的人。」黃進表示：「我們心裡有個盼望，說一群沒有話語權的人的故事，再找兩個有話語權的明星來演出，貼近觀眾，能不能把故事帶給更多人呢？」

也許，對於《一念無明》，很多人都會把重點放在余文樂和曾志偉身上。比如說，偶像派從影以來最具實力和另類的一次，或是曾氏父子雙雙晉身金馬（曾國祥是《七月與安生》的導演）。看過好些首映典禮和訪問，黃進都是站在一邊，份外不顯眼。

但這些新電影人的聲音，他們的走向，比獎座花落誰家更值得注意。

第二次跟黃進和陳楚珩見面，在工廈區詳談良久，過沒幾天，他們就去夏威夷影展，然後再下一站，就是台灣金馬獎。讓人聯想到電影中的一幕，余文樂買了好些蔬果種子，想在狹窄的天台種植，然後搞網購，賺到錢就把附近的天台都買下來，擴大規模，說不定還可以上市。偌大的奇想，認真地實踐，這大概是他們兩人夫子自道的電影之路，明確地喜愛電影，也相信著電影的時代力量。一個發生在典型香港狹窄劏房的故事，一個封閉微小的人物，到底能夠走多遠，能讓多少人看見那無力者的容貌呢？

走遍全世界，最遲鈍的香港人應就會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