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哪來的勇氣？專訪 2017 柏林新銳營學員廖克發導演

邁入第 15 年的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於知名劇場空間 HAU Hebbel am Ufer 展開為期六天的活動。2017 年新銳營的主題是「萬夫莫敵的勇氣」（Courage Against All Odds）。走在柏林街頭，即可以看見「沒有人會投資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找不到任何觀眾群」、「為什麼不找份正經的工作?」等斗大字樣的海報文宣。單刀直入的標語，反向質疑你的拍片夢想，將影視製作會遇到的困難條列出來，目的即希望能藉由此活動，理性地剔除創作者製作過程遇到的障礙。

柏林新銳營內容豐富，除了融合「快速約會」概念的人際連結（network）活動、畢業學員的最新作品放映、製作環節專門課程，如藝評寫作；以及契合當下趨勢的專題討論，如群眾募資、VR 技術等。系列活動還包括「企劃工作坊」 （Project Lab）——由 40 位學員帶著製作中的作品，分別參與三種類別 （ 紀錄、短片、劇本發展）的工作坊。經驗豐富的導師與提案講師，五天內一起密集地檢視各計畫內容。各工作坊最後皆有成果發表，讓學員向來自各方的製作人、募資者、發行商等介紹自己的作品。 

這次 250 位學員分別來自 71 個國家，其中包括 106 位導演、49 位製片、15 位演員、5 位編劇、17 位攝影、14 位剪接、13 位場景設計、6 位配樂、8 位聲音設計等幕後專業，以及 8 位影評、與 10 位發行者。在台灣求學、拍片的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為代表台灣唯一入選學員。剛抵達柏林、一下飛機即收到《不即不離》被馬來西亞政府禁演的消息，原本即將於家鄉上映的新作，卻因為電檢聲稱影片內容「與馬來西亞共產黨歷史事實不符合」，無法於大銀幕上播映。風塵僕僕前往市區準備參加柏林影展新銳營的他，腦中思索著因應對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似乎正悄悄呼應了此趟柏林新銳營強調電影拍攝現實面的主題。

新銳營結束後，導演回台與我們暢所欲言地分享此次柏林之行的想法與體悟，同時也談到了籌備中的電影與創作遇到的課題。

Q：當初為什麼想參加柏林新銳營？申請條件是？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製片陳璽文（Stefano Centini）希望我去參加，另一個原因是我 2015 年參加東京新銳營（Tokyo Talents，東京 FILMeX 影展底下活動之一，與柏林影展聯合舉辦），其中一位指導老師 ChristineTröstrum 也是柏林新銳營的招募團隊，當時她就極力推薦我申請。

申請時需要繳交一個五分鐘的作品集錄，我剪了《妮雅的門》與《不即不離》進去。Christine 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為《不即不離》，她一直追蹤我這部紀錄片還有《菠蘿蜜的愛》（註 1）的進度。那時候去東京新銳營的提案即是用這個故事，因此她才建議我申請今年的柏林新銳營。

Ｑ：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有哪些？

因為想要多瞭解演員指導的部分，我有去聽演員課 “Meet the Expert: Casting”。另外也去聽了關於新興傳媒創投的專題討論 “Meet the Business Innovators”，探討如何建立新的平台、讓電影銷售變得更簡單。另外，我對正在發展的題材有興趣，像是 VR。

我還去聽了企劃工作坊紀錄片組的成果發表（Project Labs Presentations: Doc Station）。Doc Station 選入十部正在發展中的紀錄長片，今年入選作品來自菲律賓、巴勒斯坦、加拿大、古巴、葡萄牙、哥斯大黎加、瑞典、波蘭、德國等九個國家。活動進行方式，是由一個主持人向各企劃案的導演輪流提問、引導他們講話。這種形式的好處，是大家不需侷限於導演本身的演講能力來了解這個企劃，因為他們未必有好的提案能力或穩健的台風，但有好的案子。主持人同時也是他們的導師，非常清楚他們的企劃內容，因此可以幫他們補充。

Ｑ：會與課堂夥伴討論彼此的創作嗎？

去新銳營認識學員就跟平常交朋友一樣。參加者有發行商、導演、製片、音效師、演員等不同身份。如果你是發行商或製片，認識越多人越好；但作為一個導演，我不用認識這麼多人，我寧願認識得深而不是認識得多。聊得來，你會感受對方想聊，還是只是想要交換名片。

這次我沒有認識很多人，只有一位印度導演和一位義大利導演。後者前一部作品入圍威尼斯影展，是關於更生人出獄後不被社會接受的劇情片。拍之前的田調做了很久，後來演那個角色的，就是現實生活裡的那個人。虛實交錯，我很喜歡這樣的手法。也因為這部片，後來他在義大利變成知名人物。我覺得電影這一點特別好玩，可以改變某個人的一生。當全國都對他有所期待，你是用電影在改變這個人。這位義大利導演說會寄他的片子給我看；他也想看我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對我神秘的祖父很好奇。

在那邊會被安排與其他學員同住，我的室友是一部新加坡電影《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的混音師 Nikola。他是西伯利亞人，那部影片在曼谷調光、剪接，混音在新加坡，拍攝在泰國，算新加坡電影，拿新加坡官方文化補助拍攝的。新加坡的補助沒有要求一定要在新加坡拍，只要求主創（導演、製片）是新加坡人即可，台灣還無法做到這樣的程度。Nikola 很興奮地跟我分享他如何後製大象的各種聲響，他說所有的聲音都是做出來的。他花很多時間揣摩大象要怎麼樣有情緒、如何讓畫面中的大象發出各式情緒的聲音？

Ｑ：導演也曾經參與過其他的工作坊，柏林新銳營有何特別之處？

東京將重點放在提案訓練，相較之下，柏林就比較專注在 networking （拓展人脈）。柏林有很多社交機會的活動設計，像是 Turn Table，也就是快速約會的晚餐，可以在短時間認識非常多人。活動細節都很用心，用顏色來分別學員與導師，然後平均分配導師與學員。每上一道菜，學員就會跟隨新的一位業內專家，或許是製片、也或許是國際片商。像我就因此而分別與柏林影展選片人、歌德學院的代表、製片 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 等專家認識（其中，我和製片 Raymond 本來就認識)。

柏林學員是 250 人，東京是 15 到 18 人，柏林的規模相對大很多。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是 task-oriented（任務導向）的，和東京新銳營比較接近，著重在技術訓練和企劃案內容的幫助上。

Ｑ：此次柏林新銳營有一專題講座，將製片人 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 主導的跨國合製電影《行徒》(The Apprentice) （註 2）作為案例深度剖析，請問導演對 co-production（跨國合製）的看法如何？

歐洲學生很習慣跨國合製，他們從學生時期或畢業製作就開始這樣做。歐洲學校本身國際學生就多，在德國唸電影的，可能有從波蘭、中東等不同地方來的學生，因此他們很習慣要去另一個國家拍攝，或是不同國籍學生在一起的環境。亞洲的話，或許新加坡、泰國近幾年比較普遍，但因為語言隔閡，台灣還是很少有這樣的模式。就我近來觀察，現在的跨國合製新加坡最多，也有越來越多歐洲的製片常駐在那裡。

但我也不知道跨國合製是好或不好。拿我的劇本來說好了，現在《菠蘿蜜的愛》進入第六稿了，一直在寫。目前正在申請的一項計畫，需要將此劇本翻譯成法文，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是，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哲學思辯的過程、希望看到你 philosophy（哲思）的 questioning（質問）在裡面。但那不是我們說故事的方式，我們不會說故事將它辯證。我們會做，但不是用一種外顯的衝突去做。跨國合製是不是好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哲辯一點還是少一點，我現在仍處於掙扎期。

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激盪過程

創作不是很清楚的時候，把自己擺到 250 個不同國家來的學員裡，很容易失去自我。你會想去符合大家的期待，感覺到其他人對你的預設立場：你應該要怎麼樣、亞洲人應該怎麼樣？你們國家應該很糟吧？人權不公吧？經過每次的交流、這些期待累積起來……從這麼大的地方、感受到這樣的氣氛再回來，很容易相信你自己就是那樣。

我碰到一個印度女導演 Natacha，她是拍同志議題的。她對印度文化、制度和電影都很有想法，也很清楚她參加的目的就是希望入選影展、拿資金；回去後也不要跟政府對著來，這樣才是比較聰明的。我覺得亞洲導演要知道這個，你自己要清楚你踩的步是什麼，不是一味出席這些活動。

我去看一部摩洛哥電影，我看十分鐘就覺得這是費里尼吧？鏡頭像費里尼、演員也像費里尼。我就跟另一個摩洛哥學員聊天，他問我覺得那部電影怎麼樣？我說根本是摩洛哥的費里尼，他就說，不這樣拍，電影出不來、也不會拿到資金。我問他摩洛哥電影到底長什麼樣子？肯定不是很費里尼的剪接。電影的敘事不只是追溯回電影工業，也關係到這個國家有沒有文學、講故事的方式是什麼？我期待的摩洛哥電影是更不一樣的東西，而不是費里尼。但那導演也是為了求生存，那這樣子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不知道能不能跳開這宿命？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就算有些導演是取巧，但重點是這些導演知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站穩了，再開始拍自己的東西。我認識一些中國導演，他們比我們自覺更強，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他知道他要什麼。那台灣創作者知不知道？

Ｑ：承上述想法，或許文化性質較為接近的亞洲各國之間更適合跨國合製？

有時候是文化信心的問題。當你對自己的文化很有自信，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糾結。每次想到「跨國合製」，一定會跟歐洲牽上線，因為還是比較跟資金在流動，我覺得亞洲本身的 network 相對沒有那麼強，但有機會我也滿想去東南亞各國拍片，像是柬埔寨、越南等地。

Ｑ：參與柏林新銳營有什麼樣的實質幫助？

雖不會馬上找到合作夥伴，但可以了解他們眼裡的亞洲到底是什麼樣子。飛到柏林才知道我的片子被禁，所以整趟下來很多時間在處理這件事情；要不要公佈被禁的消息、要不要辦線上首映等等。有時候政府是霸道的，你就要去對看他。如果我們說一個政府是壞的，他們認定那政府是不好的，彷彿變成反對他的所有東西都是好的，這樣是不對的。西方的整個文化有辯證 —— 一定要透過正反去辯證。我不覺得那是我們的文化。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有經歷過的是，二戰反左浪潮下我們扶植了錯的右派政府。我們不去問右派對不對，我們都扶植很怪的政府，整個東南亞都很亂。但提到這就跟電影有點遠了。

Ｑ：有什麼建議想給台灣的創作者？

我覺得我們還是在摸索的階段，因此很容易沒有信心。我見過一個日本導演，他的英文非常拙劣，但提案的呈現方式非常好；或者我與韓國創作者接觸，他們英語也不見得很好，但他們不覺得講英文是件丟臉的事，他們對自己的企劃（劇本）很有自信。這種自信不是「我是一個電影人」的驕傲，而是因為你很喜歡一樣東西，你很想要拍這個東西、很想要保護它的時候，那種驕傲很自然就會出來。這種愛，我在周圍比較少看到。

像是在東京新銳營，有位日本導演他用照片講話，每張相片只講兩句話，但你可以感受他很愛他拍的東西、他很有想法，你真的感覺得到。去感覺一個人愛不愛他拍的東西，有時候是不需要語言的。但這不代表柏林新銳營裡大家有做到這件事，也有人純粹是去拓展人脈、增加電話簿名單，我反而覺得那東西（追求上述的「愛」）比較重要。

就像那個摩洛哥導演，他也不知道摩洛哥電影長什麼樣子。在那種茫然裡，你不一定馬上能夠知道答案，但你不能把它放掉。拍片不能那麼安全，要實驗，不敢冒險拍電影就會很無聊，放掉那個東西就會變得很無聊。

採訪後記

身為一個柏林影展的觀眾，雖然我無法直接參與柏林新銳營，但透過導演的分享，能夠一窺柏林影展如何扮演一仲介與指引的角色，將欲投身、努力耕耘電影創作各個環節的專業人士，拉攏在一塊、撞擊出火花，並助他們一臂之力，達到作品質地的提升與創作者動能的產生。

經幾番的思量，導演後來決定在線上舉行《不即不離》的大馬地區首映，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六天的時間免費開放於網路上觀看，最後創下高達七萬人觀賞的紀錄。而他正在發展中的劇本《菠蘿蜜的愛》於三月底獲知入選坎城影展世界電影工廠——新導演工作坊，因此五月即將前往坎城，接受下一階段的劇本塑形洗禮。無論是下游的發行宣傳或是上源的劇本發展，當令人頭痛的考驗迎面而來，或許就該像克發導演，咬著牙突破重圍，往下一關前進。

讓我們一起期盼他下一部作品開花結實的時候。

 

延伸閱讀：廖克發Ｘ陳璽文｜傳說中的國際資源，如何看得到更吃得到？（上）、（下）

註 1｜《菠蘿蜜的愛》為廖克發導演正在發展的劇本，拍攝完成後即將成為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註 2｜《行徒》( The Apprentice ) 為新加坡、法國、德國、香港、卡達等國合製的電影，獲頒 2016 金馬影展奈派克獎，並代表新加坡角逐 2016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