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名為疾病的復仇——《聖鹿之死》

對話|名為疾病的復仇——《聖鹿之死》

作者張敦智
日期22.12.2017

睽違兩年,在《單身動物園》裡以怪誕設定諷刺當代社會荒謬現象的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再次與老搭檔艾浮堤米思·菲利普(Efthymis Filippou)聯手,揭開中產階級脆弱、血淋淋的傷疤。片名《聖鹿之死》典故改編自希臘神話,當時,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與狩獵女神阿耳忒彌斯間發生衝突。阿伽門農是一位野心、自信兼具的國王,家喻戶曉的特洛伊戰爭便是由他發起。然而對射箭技巧非常有自信的他,在一場狩獵中射殺了狩獵女神阿耳忒彌斯最心愛的神鹿。後來,女神要求國王以女兒的生命獻祭,才得以原諒他。但在最後關鍵時刻裡,女神饒過女兒性命,僅收為自己的祭司,並永遠與國王分離。

《聖鹿之死》中患有精神疾病的少年馬丁,便是女神阿耳忒彌斯的化身。為何要在 2017 年,將希臘神話改編為中產階級背景?從這點轉譯可窺知一二。首先,掌管狩獵的女神,其形象原先便與自然連結,當傲慢的人類隨心所欲、恣意射殺,往往遭來嚴重的復仇。而這種自然形象,被與家庭經濟相對弱勢的馬丁連在一起,其中的階級意識不言而喻。馬丁被賦予代表自然、掌握生殺大權的能力,故事轉移到現代後,導演與編劇甚至沒有解釋為何馬丁會擁有使人生病的能力,也未曾說明復仇事務的細節,明顯地保留了「神」無條件行復仇的性質。然而,此「神」的性質,在醫生家庭史蒂夫等人的眼光裡,卻瘋狂且不可理喻,並被賦予「病」的定義。這是電影從角色設定進行的對照,在人類(史蒂夫等醫生)從神(馬丁)身上定義疾病的同時,馬丁也正更直接地將另一種無名疾病加諸史蒂夫家庭。

再者,所有角色皆精密地侷限在醫生及其家庭。他們平日彷彿能主宰生死大權,也是教育與經濟條件的上位者,對於人的狀態,似乎掌握所有話語權。然而透過馬丁父親的死,以及其此因被埋藏、與挖掘的過程,劇情抽絲剝繭地展現中產階級錯綜復雜的陰暗面。史蒂夫首先因為自信與驕傲,不承認自己喝酒造成馬丁父親手術的失誤,將所有責任推給麻醉醫師馬修。而妻子為了保護孩子們,在向馬修醫生求證的過程也不惜背叛史蒂夫。儘管如此,真相最後還是被掩藏在中產階級的口中,沒有人願意承擔。背叛情節同樣由希臘神話改編而來,只是在現代中產階級設定裡,它的本質並非殺戮,而是一條條性慾婉延曲折的出口,與難以捉摸的人際關係。

跟神話不同的是,原本被女神饒過一命的女兒,在《聖鹿之死》裡有了奇怪的結局。導演的諷刺之筆並沒有止於小兒子之死。當一家人出現在餐館,向馬丁展示交換條件已經達成的最後場景,女兒仍含情脈脈地看著馬丁,離開之際,她的身影隨父母沒入強光,同時轉身繼續渴求馬丁的愛。然而這份愛慕對馬丁而言,自始至終是無效的,她能活下來,也非馬丁本人的決定。因此整部片中,這份女兒的愛成為一場不斷虛耗的過程。導演尤格藍西莫對現代社會的詮釋,比希臘神話原點更尖銳且冰冷。不願從女兒身上得到絲毫好處的馬丁,婉拒了性邀約、以及一起逃走的機會,似乎只是為了啟動這場毫無意義的虛耗,因此誘惑了她。
 

事實上,比起批判,電影更像一場殘忍的反思。2017 年希臘傳出中產階級經濟面臨崩解的現象,許多人為了維持體面生活,不斷貸款,如同國家一起欠下大筆債務。將此現實考慮進去,與其說導演想批判中產階級,其中也不乏來自希臘創作者的哀悼。那場女兒在學校合唱團練習的場景,她認真的口中唱著讚美世界的歌,但同時卻已神不知鬼不覺,深陷於一場疾病與復仇。而最後難逃死神命運的,是詛咒降臨以來對權威形象史蒂夫始終百依百順的小兒子,曾意圖反抗者,最後都活了下來。馬丁的身份背景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中產階級「與誰對立」之指涉並不完全清楚,電影批判的表面後,透過疏離的驚悚音樂元素,混雜了憐憫與悲哀。而這場名為疾病的復仇,在現實中該如何停止?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癱瘓症如何醫治?這是導演以極度尖銳之姿,拋向觀眾的問題。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聖鹿之死 #尤格藍西莫 #單身動物園 #電影 #希臘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張敦智
圖片提供傳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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