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外媒合｜橋接作為一門專業，設計發浪：台灣創作者收費太便宜了

台日藝文交流平台「設計發浪」，除了報導藝文新知與情報之外，也以創作或展覽的方式，協助台日藝術家交流、在兩地找到市場。平台主理人設計浪人，大學畢業後到日本專門學校「桑澤設計研究所」進修產品設計，因而也為促進台日設計交流埋下了種子。他從 2014 年起全心投入平台經營，除了累積許多追隨著，也打了好幾場交流的漂亮戰役，現在藝文界想尋求台日合作，一定會想起設計浪人。

諸如 2015 年時策劃藝術家諸橋拓実的展覽，或是在 2018 年擔任日本攝影師濱田英明與台灣唱片公司之間的橋樑，協助拍攝 S.H.E《十七》單曲主視覺等，皆是他串連的美好行動。目前他亦是台灣插畫家「消極男子」在日本的經紀代理人，協助接洽活動與商品授權等事項。除了本業的設計師身份，現在的他更身兼橋接者、經紀人、策展人等多重身份。

BIOS monthly 十二月封面故事「#創作者的島外行動」特輯中，我們邀請設計浪人來談談自己作為台日文創橋接者的觀察，在這些年的工作經驗中，他觀察到哪些台日文創產業工作程序的差異，以及協助台灣創作者進行島外行動的心得與心法。

BIOS monthly 本期封面主題為「#創作者的島外行動」，近幾年無論是台灣的藝術家、設計師抑或是音樂人等各類創作者，都有許多在海外的合作案或演出活動。而您有許多策展、媒合或是顧問角色工作的經驗，想請您分享對於此一現象的觀察與看法。您認為是哪些因素讓台灣創作者有更多海外交流的機會？


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海外工作者總量有一半在中國，顯示馬政府執政 8 年來積極向中國市場接軌的政策產生顯著影響，這些人的子女在中國就學後，受到中國政策利多影響，留在當地工作的意願也顯著增加，加上中國仍對台灣軟實力有一定的需求，這股西進磁吸效力在短時間內仍持續。而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台後宣示新南向政策，開啟對東協南亞十數國雙向互惠的政策與經貿往來，當國家以總力發展投資海外發展，人才的流動就成自然，加上原本亞洲人對歐美就有一定的嚮往，有機會就會去歐美發展，於是一瞬間你會感覺台灣人似乎在最近更積極往國外發展了，西進、南向、北漂、東行，成為台灣創作者全面向世界進軍的態勢。

就我觀察，其實這也是亞洲趨勢所在。長期觀察台日之間的趨勢，我們想要南向東南亞，其實日本人也想，而在日本人眼中，台灣更是東南亞的一部分。過去日本人對台灣的狀態不甚了解，但 2011 年 311 大地震時，來自台灣高達 200 億日幣的善款湧入災區，捐款數字不僅高居各國首位，也一舉提高了台灣在日本的知名度，日本媒體開始蜂擁採訪台灣，帶起一波到台灣觀光的熱潮至今不退。台灣成為日本企業向海外發展時，最好奇、也最有興趣的國家，畢竟這麼小的一塊地方，卻能對日本有這麼高的好感度，甚至捐出這麼大一筆款項，離日本又近，對日本企業來說，可說是佔有一個西進中國、南向東南亞最好的地理位置。

因此我們能發現，這幾年來日本品牌或企業到台灣開拓市場的數量變得極多，也積極與台灣創作者開啟交流合作，行銷上造成一股台日合作的話題，目前這股熱潮方興未艾，我相信只要台日雙方持續有好的企劃、挹注資源，這樣的熱潮還可以再維持數年沒有問題。

您過往的工作經驗裡，在與國外的創作者或工作人員接洽、溝通時，是否有遇過文化上的差異，或是與你在台灣的工作溝通經驗相左？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應該是對職務工作內容認知上的不同。

通常到海外工作時，日本業主習慣在當地找一位 coordinator（橋接者），由此單位作為業主與當地接洽的窗口，串接當地資源，包括合作對象、資源整合等，被列名在 credit 上的狀況可能會是工作團隊的一員，也可能是協力單位。而這樣的角色多半都精通兩國語言，有時也會同時擔任口譯與筆譯的角色。

如果是公司單位的話還好，但如果是個人活動的話，在台灣卻沒有太多顯性案例，台灣業主與日本單位合作時，多半會把這樣在中間的角色當成是「翻譯」。不僅曾聽譯友抱怨，我自己也遇過，明明只是去口譯開會內容，但結束後卻被台灣業主詢問：「你看有沒有認識什麼日本人可以介紹一下，一起進來這個案子合作。」一派輕鬆口吻。

當然我想業主這樣問可能只是閒聊，但當口譯人員做完份內工作後，卻被業主這樣問了一個其實是需要另外一個專業的問題，我覺得是變相吃口譯人員豆腐。須知 coordinator（橋接者） 與 interpreter（口譯） 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專業，就算 coordinator 會說雙國語言也不見得會是一個好口譯，就像口譯人員也不見得會是一個好 coordinator 一般。

您認為面對海外的案子與台灣的案子有什麼樣的不同？若台灣創作者往後有機會接觸海外的案子或活動，有哪些面向是該特別注意的？

面對海外來的工作，台灣創作者其實蠻需要「海外設計經紀代理」的角色，創作者通常不太會去談商業上的分潤，尤其不同國家的風俗民情，通常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狀況。再拿日本為案例，比如說我經手過與台灣創作者合作的日本政府標案，通常是一年結算，隔年請款，與台灣政府標案會分幾期來核銷非常不同，甚至日本一般企業請款的速度也很緩慢，有時候會遇到比較快的廠商，很多都是對方先替政府代墊經費。

所以通常有處理海外事務經驗的經紀代理都會搭一個當地的 coordinator，與創作者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像設計發浪就是台灣人氣插畫家「消極男子」的日本經紀代理的台灣夥伴，為他接洽了日本澀谷 LOFT 的合作活動。

就您的工作經驗與觀察，台灣創作者在海外發展的優勢與困境會有哪些？

除了設計發浪這個台日設計藝文交流平台之外，我也是藝廊觀止堂的日本代表，媒合台日創作者合作，實際帶著藝術家到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藝博會參展。台灣人其實擁有不輸外國創作者的才華，事實上台灣也一直做著很多世界品牌像是蘋果電腦等的產品代工，證明台灣人擁有站上世界舞台的技術。

台灣創作者在國外業主眼中可說是「CP 值」很高的一群人。即便我真的厭惡台灣崇尚 CP 值高的消費環境帶來勞雇關係中的不平等，但相對於擁有一樣才能的人才來說，台灣人收費真的太便宜了。不過這樣的狀況也帶來海外的合作機會，就像很多品牌為了節約成本會到中國製造產品一般，日本業主為了在台灣奠基，也開始大量與台灣創作者合作，除了可以用相對便宜（但對台灣人來說卻是很不錯的酬勞）的人事成本，請到好的台灣創作者合作之外，也能藉此提升在台灣市場的討論熱度。

您之前曾有媒合日本攝影師濱田英明、奧山由之與台灣唱片公司合作的經驗，請和我們分享您認為日本創作者與台灣創作者最不同的地方。在過去與日本創作者的合作經驗中，你有沒有對他們行事或工作中特別意外的印象？

奧山由之的案子我算是中途加入擔任口譯，不過他是我的老朋友，我還在日本唸書的時候，就因緣際會地在一個聚會上認識。濱田英明則是以 coordinator 的身份合作過好幾次，這次 S.H.E 的《十七》封面攝影工作也是一樣，幫他找攝影地點、一起發想攝影企劃等，之前他幫人力飛行劇團的《時光電影院》拍攝劇照也是我協助聯繫。

我覺得日本創作者普遍來說比較不會去限制自己就是什麼，然後只能做什麼。在台灣很常聽到「我是 XXX，所以我只會 XXX。」的說法，但這種思考對我而言只是畫地自限，還沒踏出去就束縛自己的腳步。舉例來說，設計發浪的 LOGO 與名片是我的設計師朋友——諸橋拓実幫我做的設計，我也曾幫他策劃一個展覽：《諸橋拓実的滿漢全席》，除了展出他的設計作品，還有他的藝術作品《時尚街拍的另一側》。他找來攝影師一起到街上找穿得很顯眼的人街拍，但其實都對焦在躲在街拍對象後面的他，然後他會做很多奇怪的動作，變成讓人莞爾一笑的作品。他也會畫插畫、做網版印刷的工作坊，對他而言，只要有趣他能做就會去做。

做展覽的時候我問他，該怎麼定義他？他說他不喜歡被稱呼是一個設計師，他能做設計、畫插畫，但不想被學歷或能力束縛住別人對他的想像，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作家」（創作者），這樣的想法影響我蠻多，我也不喜歡被限制。很多日本創作者都具有多重身份，早上做設計、晚上去表演之類的，很多時候只是覺得有趣所以就做了。


在藝文設計界中，所謂既定印象的「拘謹」、「龜毛」等印象的日本人還是蠻多，但跟我比較熟的通常都比一般日本人來得隨和，也都很喜歡台灣，經常嚷著如果會講中文的話就要來台灣住，可能心靈被相對壓迫的日本社會禁錮太久了（笑）。然後大家都覺得日本人很愛喝酒，但其實我的朋友當中，不太能喝的人也很多（大笑）。

您有許多顧問的工作經驗是媒合台灣與日本兩地的廠商與創作者，請和我們分享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工作經驗。


印象最深刻應該是媒合了《渡邊直美展》來台北展覽吧。一開始只是很單純的起心動念，因為我喜歡總是幫她做視覺設計的吉田ユニ，她也是直美展的藝術總監，想著如果可以跟她合作就好了。後來沒想到在諸多時機巧合下，整合了台灣這邊的資源還真的把直美展整個搬來台北，雖然過程還是很多累到想罵（逼—）的地方，包括吉本興業本身做事方式也跟一般日本公司很不一樣，非常（逼—逼—），我真的是他（逼—）的吃了很多苦頭⋯⋯好了我不要再罵髒話了。不然你整段都不能寫（笑）。

但看到渡邊直美本人後整個辛苦都吹到九霄雲外去了，還用設計發浪做了個專訪。 她本人真的是不會講中文誒，然後也如傳說中的一般超級親切，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在做夢一般。但很可惜只透過信件跟吉田ユニ討論事情而已，希望之後有機會真的跟她合作。

【封面故事 2018 輯六】 #創作者的島外行動
　
「嶄新的經驗，構成了人類靈魂的核心。」——《阿拉斯加之死》
　
島嶼起家的創作者們，以向內深掘的精神向外探尋。他們用藝術與文化編織新地圖，抹除地域界限，從太平洋的風出發，讓小島的願望吹到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