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病毒更恐怖的是封閉的政府？盧郁佳讀《我要活下去》

作者盧郁佳

日期20.02.2020

金琸桓作家在韓國 MERS 傳染病肆虐以揭發韓國政府與企業之間弊端多年後，寫下了紀錄受害者故事的《我要活下去：韓國 MERS 風暴裡的人們》，在全球武漢肺炎人心惶惶之時，很適合一起讀這本書，病患人權不是政治角力，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傳染病，也體現出了國家的品行與體質。本文選自《我要活下去》盧郁佳的導讀，比起責難，我們可以選擇用另一種角度，去察看受苦的人（本文封面來自韓國電影《流感》）。

多數小說都在剖析個人精神性、心理性的苦，這部小說則剖析了社會性的苦，精采曲折。書中感人的家族羈絆，深情似海，不切割、不放棄，加深了受苦，但也使受苦不止於沉默忍耐，而是讓憤怒發聲串連。

用解決受害者代替解決問題，形同二次傷害

《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後，南韓小說家金琸桓《我要活下去》凝視 MERS 事件，從採訪受害者、醫療紀錄和《「隔離」最後一名 MERS 病人的真相》等報導，寫出了患者、家屬受苦的身影。並在後記提醒讀者，相關訴訟還在法院審理，呼籲讀者關注。受害者難以言傳的傷痛，透過小說向社會訴說，這是在對每一個人發出參與社會運動的邀請，只要傷痛能廣被理解，社會能由隔絕、排斥，轉為傾聽、支持，受害者便不再孤單。

由這點來看，傳染病本身隱喻了加害者看待社會運動的視角。就像中國的 SARS、豬瘟、鼠疫，只要體制盡力封鎖消息、拖延警告成功，那麼社會上根本不會有人得知此事，亦無需檢討改善預防，畢竟，握有權力的人怎會容忍別人檢討、「趁機炒作」拉他下馬呢。同樣的來看臺灣，無論是遭受 RCA 或六輕汙染而罹病的居民、蘭嶼被放置核廢料的居民、苗栗大埔被拆遷的居民，當他們為受苦起而發聲，向不知情的社會大眾呼告、創造連結，期待眾人成為盟友時，政府和跨國企業、本地財團卻總在打破這些連結，阻斷「傳染」途徑，將抗爭者從社會隔離孤立，甚至威脅恐嚇，操縱新聞抹黑抗爭者，散播「有人拿到鉅額賠償金」的謠言來分化抗爭陣營，這都是在縮小包圍網，用解決受害者代替解決問題，就像本書主角一樣，感到自己並非被當成人，而是被當成病毒看待。

可以說在所有抵抗中，人民都被政府和大企業當成了病毒，用封鎖來殲滅。人民遭受汙染、被拆遷是第一次的受苦，被社會隔離，是第二次的受苦，金琸桓目前在臺灣所出版的三部小說，都再現了第二次的受苦，訴說的本身，就是抗爭。

隨著人物的生命情節，逐步走進 MERS 事件的恐怖

作者的前兩部小說以世越號沉船事件為主題，以倖存者、家屬、潛水員等第一人稱視角，寫出他們默默承受身心雙重折磨，展現政府推託誤事的代價之鉅。《我要活下去》則如同《死亡航跡》等災難紀實小說文體，講述身處醫院同一時間、空間，互不相識的人們，同受 MERS 病毒的襲擊，讓讀者和當事人同步，逐步走進事件的恐怖。這種漸進施壓，足以擊潰當事人，也讓讀者切身承受那樣的沉重。

無論任何事件，當死傷慘烈，群眾震驚同情時，受害人的品行常被抹黑成鄉里無賴、心機婊。被收買的公衛學者說，廠區周邊居民罹病不是因為汙染、而是本身吸菸飲酒嚼檳榔所致；新聞說，拆遷受害人自殺，是因為憂鬱症、與人無尤；在宣傳機器口中，抗爭者受害於自身的過失，卻賴到別人頭上，只是想發災難財，從中分一杯羹。但金琸桓用筆鋒，還給 MERS 受害人應有的情感與尊嚴，看見平凡小人物的奮勇抵抗。

三十七歲的牙醫金石柱溫暖體諒，罹癌康復後回醫院追蹤，感染了 MERS。他困在隔離病房，默默與孤獨和病魔對抗，即便履遭病情打擊，依然忍痛強笑、親切待人，不願給別人添麻煩，被護士們封為「微笑男孩」。

吉冬華獨力照顧長年生病的小妹和獨生子，她熱愛圖書倉管的工作，對書滿懷熱情。罹患 MERS 痊癒後，她喪失一半肺功能、體重瞬間少了二十公斤。但社會出於恐懼，歧視 MERS 患者，竟然讓她丟了工作，身心和家計都陷入困境。

電視臺實習記者李一花的父親癌末入院後驟逝，她和親友陪伴入院，紛紛感染 MERS，整個家族有死有傷。她面臨人生劇變，也痛苦自責，似乎殺人者是李一花，她的餘生都得背負亡者的重量，蹣跚而行。

若將這部小說放回社會運動的脈絡中，它引領我們去看：當社會運動被羅織無事生非、敲詐政府的罪名，但金石柱正好相反；當人們說受害者是自己懶或笨才被開除，吉冬華卻並非如此；當社會檢討工會或社運領袖該為抗爭損失負責，李一花絕對不該負責。本書用力的回擊網路與報章媒體的抹黑，以及人們沿襲戒嚴習慣性的切割自保，透過每個角色的生命情節發展，精密回應了各種倫理問題。

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創造「一個都不能少」的新社會

南韓國際人權團體工作者嚴寄鎬《痛苦可以分享嗎？》一書，談到紀錄片《共同正犯》，片名的原意為「共同犯罪」。影片描述首爾龍山區居民反拆遷抗爭，被政府當成恐攻鎮壓，引發火災，燒死五位抗爭者和一位警察。但政府未徹查原因就只起訴抗爭者，要抗爭團體主席李中言承認自己是主謀「正犯」，交換其他人減刑，被李中言斷然拒絕，結果全體被判「共同正犯」有罪，被迫為自己沒做的事負責。抗爭者覺得被李中言背叛，找他興師問罪，李中言卻不理會，反而繼續向外界控訴政府拆遷。難道李中言是在利用抗爭者、消費他人痛苦，從中牟利？難道是想逃避罪責、想藉機從政、想領賠償金？

政府正是想要創造出這種誤解，區分主犯和從犯，讓抗爭者施壓抗爭者，透過「囚犯的兩難」的博弈，挑撥猜忌、分化抗爭者互相敵視，最後，視政府為救星。只要被設定議題，只要在抗爭者中區分出「主犯是加害者、從犯是被害者」，政府的責任就看不見了。在本書中，作者同樣戳破「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思維陷阱，意義重大。

本書傳達了深沉的受苦經驗，如同《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九八七：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南韓轉型正義電影，使我感到「文化是民主化的動力」。從認命接受「註定有人要被犧牲」、歌頌醫療英雄死難的舊社會，走到堅決不放手、相信「一個都不能少」、沒有人該被犧牲的新社會，長路漫漫，需要這樣的作品啟發我們，陪伴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