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靖專文｜當氣候變遷昭示民主挫敗，拉圖的理論提供怎樣的思考？

近年「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稱 ANT）的創始者拉圖（Bruno Latour）猶如國際巨星，往返於世界各地——當然包括台灣——策展與論述，使用諸如蓋婭（Gaia）和關鍵區（Critical Zone）等概念，督促人們重視和省思當今的氣候危機。拉圖的著作以抽象聞名，有時讓人追不勝追。事實上，要理解他近年的思考，我們需要回到 ANT 的核心，以及他第一次把 ANT 和環境問題扣連起來的作品：《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 1999）。

如果 ANT 有什麼中心思想，我一定會說是「超對稱」（super- 或 hyper-symmetry）。在不滿意「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稱 SSK）賦予「社會」極大——甚至是全然——解釋力的情況下，拉圖認為 SSK 的對稱原則太過單薄：SSK 宣稱正確與錯誤的科學理論都需要同一種類型的解釋，但為何這種解釋只能是社會的、而不是自然的？難道，愛爾蘭自然哲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之所以勝過英國的機械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不就是因為他擁有號稱十七世紀粒子加速器的空氣泵浦，以及隨著實驗而來的各種自然現象？［註 1］

在拉圖看來，波以耳能贏，正是因為他有更多的盟友，而他根本不管那個盟友是人類還是非人（non-human）。對拉圖而言，一切二分法都是結果（待解釋項）而非原因（解釋項），「波以耳是自然科學家而霍布斯是政治哲學家」是爭議結束後的事，因此根本不該在事後拿著後者的語言來解釋前者的勝利。研究者不能視「社會－自然」、「人類－非人」、「價值－事實」等一系列二分為理所當然，而是應該追究「檯面下」各種人事物的連結。把人類和非人對等起來，都視為 actor——或者更精確地說，是 actant——正是 ANT 的核心；這也是拉圖認為 ANT 比 SSK 更對稱的主因。

如果非人能夠造成網絡的改變（不論變強或變弱），那麼非人就跟人類一樣具有能動性。正是在這一點上，拉圖認為，環境危機肇因於：雖然我們對自然事物做盡各種調查，也製造出各種技術產品，但我們從未設想過它們擁有「能動性」，只視之為可控、被動、又安靜的配件。我們不曾在網絡中替它們安排適當的位置，以至於當它們一展現能動性之時，網絡的變動往往劇烈到令人不知所措。因此，如果我們想要處理環境危機，那麼我們最好設立某種機構和機制，擴大所謂的「民主」（democracy）：可以發聲和投票的不只有人類，還有各式各樣的非人。這正是拉圖設想的「自然的政治」。［註 2］

在這個基礎上，拉圖開展了一系列的後續工作以及展覽。例如，已經跑了好幾個國家的「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顯然就是「自然的政治」的實踐或者實驗。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拉圖嘗試動搖「物的本質」之時，他就等於一腳跨進了藝術的領域，因為當代藝術本身就是對本質問題的巨大追問。換句話說，賦予非人能動性，正是拉圖近年奔走於美術館和展覽廳的契機。今年（2020）的台北雙年展也座落於相同脈絡：一方面，既然自然的政治是一種擴大的民主，那麼就像不同的民主國家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型態，與非人的不同連結也反映或造就了對於環境危機的不同態度和作為，以至於「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另一方面，多數展品忠實地反映了 ANT 的核心思想，透過各種精巧的安排與設計來凸顯非人的能力（能動性）。

我基本上同意 ANT 找尋出路的超對稱思維，但對於拉圖採取對稱策略感到猶豫，尤其當 ANT 與環境危機有所相連時。

首先，是賦予非人能動性時，ANT 經常遭受的質疑：物真的有能動性嗎？比如，在「物的議會」中，我們可以看到每個參與者手拿特定物品，想像這個物會說什麼，然後幫它說出口（這正是拉圖所說的「代言」）；問題是，在整個議會中，有發言這個能動性的，究竟是人還是物？更有甚者，我們怎麼知道這個代言是準確的？會不會落入 SSK 對 ANT 的反批評：只是把代言的權力重新交還給最了解物的科學家？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問，所謂的「協商劇場」，究竟是誰在協商？而各種藝術展演與作品，究竟由誰打造和擺設？

第二，當拉圖看到非人也能造成改變，於是賦予非人能動性，但有沒有可能是反過來的？當我們看到杯子忽然裂開，再也不能裝水（之後——用 ANT 的描述——成為一個小花盆，改變了家中的擺設以及我們與花器的關係），我們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不就是去問「為什麼杯子會破掉」然後找尋可能的原因嗎？如果我們不會因此就說杯子有能動性，那麼為何我們看到人類有所動作就要說人類有能動性？換句話說，當物和人都能做些什麼的時候，結論不一定非得是「都有能動性」，而是相反：人和物都沒有能動性。

這個觀點乍聽之下不太合理，比起「物有能動性」更不符直覺。的確，這個說法並不容易論證，在這裡我只想提示一點：當小孩子看到螢幕上的動畫，有一個正方形從三角形的斜坡上滾下，而後面跟著一個也在滾動的圓形，小孩子通常會說「那個圓形在追趕正方形」。這意味著小孩子採用「能動性」來理解眼前的景象。這成為我們判斷孩童是否足夠成熟的一個可能的依據：如果孩子夠成熟，他／她就不會用「追趕」這種字眼，而是單純認為它們只是滾下斜坡而已。那麼，回過頭來檢視自身，面對人類行為時，我們是否一直就像個不成熟的小孩？

如我們能夠採用「都沒有能動性」的超對稱，或許更能達成拉圖希望緩解或者消弭環境危機的雄心壯志。氣候變遷之所以是個巨大難題，就在於解決它需要「大幅度的共同行動」，而這正是現今的民主模型難以企及的——大型動員一直不是民主政治的強項。也難怪科學史家納歐米・歐瑞斯克斯（Naomi Oreskes） 和艾瑞克‧康威（Erik M. Conway） 會在《西方文明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014）一書中說，氣候變遷導致的全球崩壞，實際上代表西方民主理念的重大挫敗，而最後帶領人類重建地球文明的，很可能是像中國這樣傾向集權的政府。換句話說，試圖擴大參與名額的「自然的政治」，很可能只是加速西方文明崩潰的到來。［註 3］

我們應該問：為什麼「民主」在這裡會成為問題？原因正是：民主假設並且極度尊重人類的能動性，任何對於人類的改動或修整都需要獲得「正當性」（也就是權力上的同意），而這使得我們從未脫離人類中心主義。當我們發明和使用科技來調整或修補地球的「行為」（例如臭氧層破洞），我們從未想過——更不會接受——發明和使用科技來修正人類長期以來的不環保行為。我們在做的，只是用盡各種苦口婆心的文字和語言，透過教育來寄希望於人類的能動性。不難看出，這是「都有能動性」策略所潛藏的重大不對稱：科技只能用於修正非人，而不能用於修正人類。

拉圖的超對稱理念讓人稱道，也是 ANT 的精彩之處，但或許應該轉向另一種形式的對稱：人和物都沒有能動性。尤其當 ANT 顯然是以一種行為主義的方式來判斷能動性存在與否（某個 actant 有造成任何改變嗎？），我們似乎完全沒有必要假設「有所作為」必須來自一個神祕、沒有發源地、名為「能動性」的力量。沒有能動性的超對稱，或許更能打開動員、設計、或修正人類環境行為的可能空間，而「沒有能動性的人與物」，才應該是一個足以化解氣候危機的「自然的政治」打下木樁的真正基礎。

註 1｜關於 SSK 對於波以耳與霍布斯的實驗哲學爭議的研究，詳見《利維坦與空氣泵浦》（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拉圖對該書的批評，則從一篇評論文章發展成《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

註 2｜若台灣書市對拉圖的環境論述有興趣，或許最應該翻譯的正是這本 Politics of Nature，畢竟此書才是《面對蓋婭》（Face Á Gaïa）與《著陸何處》（Où atterrir?）的思想源頭。

註 3｜我認為，拉圖近年並非沒有意識到民主的問題，因為他在《面對蓋婭》中開始引用對民主批判最力的德國法學家／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但這個路線是否繼續延續或開展，目前似乎不太清楚。

【洪靖】
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技術哲學博士。個人部落格：社技哲學。

2020 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
以星球的角度審視人們價值之間的差異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並對當前持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和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提出詰問。
時間｜2020.11.21（Sat.）-2021.03.14（Sun.）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