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洛斯《QUEER》：當你以為世界上只充滿了狗屎，你會遇上一根好屌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6.04.2025

編按：如果你也一樣，先看了改編電影，才讀起《QUEER》，或許會驚訝於電影中李與艾勒頓服用死藤水、神交一般的妖冶異境，純屬 Luca Guadagnino 的「節上生枝」。原著小說中，二人沒有覓得死藤水，他們在交融之前就已經失散，在高潮之前就已經寂寞。

電影比小說更多情，也更薄倖。Luca Guadagnino 接寫了故事，亦補齊威廉布洛斯在書中的自述，包括他多年來迴避的那起事件——《QUEER》最初手稿寫於 1952 年，然則相隔 33 年後才在改寫後出版——1985 年，他第一次以文字承認槍殺了妻子瓊。

「我被迫做出駭人的結論，即要是瓊沒死，我是絕不可能成為作家的。」

下文摘錄的，正是這篇讓布洛斯的虛構與真實走到一起的導讀。他從墨西哥之旅追憶，始於對毒物的沉迷，終於對男色的耽美。迎頭撞上美麗的鄉下男孩，他這樣作結：「總是如此。當你以為世界上只充滿了狗屎，你會遇上一根好屌。」

我寫出了《毒蟲》，背後的動機相較之下也頗為單純：用最準確、也最好懂的詞彙，記下我身為癮君子的經驗。我希望可以出版、拿到酬勞、受到賞識。我開始撰寫《毒蟲》時，凱魯亞克已經出版《鎮和城》（The Town and the City，暫譯）。我還記得他出書時，我寫了封信給他，提及他現在已名利雙收。如你們所見，我當時對寫作這一行可說一竅不通。

至於我撰寫《QUEER》的動機，更為錯綜複雜，而且眼前對我來說，也不甚清楚。我幹嘛想要這麼詳盡地記述這些痛苦、不愉快、撕心裂肺的回憶？即便寫出《毒蟲》的人是我，《QUEER》卻感覺像是別人在寫我。我同時也很痛苦，因為要確保後續寫得下去，乃至說出實話：寫作即接種疫苗。只要一寫下些什麼，那些事物就會失去令人驚訝的力量，就像衰弱的病毒創造出機警的抗體時，那病毒也會失去優勢。因此，藉由寫下我的經驗，並在後續凶險越過這些字裡行間，我也獲得了某種免疫力。

在《QUEER》手稿開頭的片段中，李從毒品帶來的與世隔絕，回到生者之地，彷彿狂亂又笨拙的拉撒路，且似乎也下定決心要得手，即性層面的那種得手。不過，在他尋找合適性對象的過程中，卻又存在某種耐人尋味、系統化、與性無關的事物，他在腦中清單上劃掉一個又一個可能的選項，而這清單似乎又是由根本的失敗所組成。在極深沉的層面上，他根本就不想成功，但又會不惜一切代價以避免讓人意識到，他在尋找的並不真的是性的連結。

話雖如此，艾勒頓卻絕對代表某種連結，而李在尋找的連結究竟是什麼？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個非常令人困惑的概念，和艾勒頓本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即便癮君子對於他在別人心中的形象無動於衷，但在戒斷期間，他還是有可能會感受到一種難以抑制的需求：他需要一名觀眾。這很顯然就是李在艾勒頓身上所追求的——一名觀眾，承認他的表演，而這當然是張面具，用以遮掩恐怖的崩壞。因此他發明出一種尋求關注的瘋狂形式，稱為「慣例」（Routine）：令人震驚、有趣、引人入勝。「那是名古代的水手／而他攔下了三人中的一人⋯⋯」[1]

這樣的表演以慣例的形式展開：有關棋手、德州搞石油的人、肛門葛斯的二手奴隸拍賣場等種種狂想。在《QUEER》中，李是對著一名真正的聽眾講述這些慣例的。後來，隨著他發展成為作家，觀眾亦隨之內化了。不過創造出 A・J 和班威醫師 [2] 的同樣機制，這股相同的創作衝動，在此則是獻給了艾勒頓，他被迫扮演起微笑點頭的謬思角色，而艾勒頓在過程中感到不舒服，也頗為合情合理。

李在追求的，是連結、或說認可，就像一顆從虛幻薄霧中出現的光子，在艾勒頓的意識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痕跡。李無法找到適合的觀眾，因而受到痛苦的威脅，隨時可能潰散，就像無人觀察到的光子。李並不知道，他其實已經開始提筆寫作，為了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這是他擁有的唯一方式，無論艾勒頓想要觀察與否。李因此遭到勢不可擋之力，推進了虛構的世界。他在他的人生及他的作品之間，也早已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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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在「終點站」的城市普約劃下休止符⋯⋯尋找死藤的行動宣告失敗。神祕的寇特博士只想要擺脫不請自來的客人。他懷疑，他們是他陰險狡詐的合作夥伴吉爾派來的密探，目的是要偷走他所提煉出的箭毒毒素，他的天才之作。我日後聽說，化工公司最後決定直接大量購買箭毒，並在美國的實驗室提煉出毒素？這項藥物不久後就能成功以人工合成，目前在許多肌肉鬆弛劑中已是標準成分。看來，寇特確實沒什麼可失去的：他的成果早已遭到取代。

死路一條。普約也能視為「死路之地」的原型：一片死氣沉沉、毫無意義的錫屋群，且此地不斷下著傾盆大雨。殼牌公司已經撤出，將組合式平房和生鏽的機具拋在身後。李也抵達了他旅途的終點，一個在開頭時便已暗示的結局。他只剩下無法跨越的隔閡與距離帶來的影響，一趟漫長痛苦的旅程留下來的挫敗和疲倦，這趟旅程一無所獲，轉錯彎、迷路、一輛在雨中等待的巴士⋯⋯重返安巴托、基多、巴拿馬、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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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始撰寫本書導讀時，有種沉重的不甘願令我癱瘓，即所謂作家的撞牆期，就像拘束衣：「我瞥向《QUEER》的手稿，覺得我就是無法讀。我的過去是一條毒河，我才僥倖逃出來，卻馬上感受到威脅，即便其中記錄的事件已經過去多年，還是令人頗為痛苦，痛苦到我發現自己根本很難讀下去，遑論寫些相關的事了。一筆一劃都讓我惱火。」我強迫自己去檢視時，也越發清楚明白導致這股不情願的原因：撰寫這本書的動機，以及之後的成書，都是由某個從未提過的事件所驅動——事實上，甚至小心翼翼避免提到，即一九五一年九月，我意外槍殺了我的妻子，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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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撰寫《死路之地》（The Place of Dead Roads，暫譯）時，覺得自己和已故的英國作家丹頓威爾許（Denton Welch）神交了起來；小說中的主角，金卡森斯便是直接從他身上取材。一整段一整段的段落直接降臨，彷彿天啟，有如通靈。我也曾書寫過丹頓出意外的那個宿命早晨；他的一生短暫，而此意外使他成了殘廢、度過餘生。要是他當時在某處待久一點，不要在另一處待太久，那他就會錯過那名女駕駛——對方不知何故從後頭撞上了他的腳踏車。某個時刻，丹頓曾一度停下來喝咖啡，並望著咖啡店窗戶護窗板上的黃銅鉸鏈（有些壞掉了），一陣漫無邊際的荒蕪與悵然若失席捲而來。於是，那個早晨的所有事件，都擁有特殊意義，彷彿劃了底線似的。這不祥的預兆彌漫在威爾許的書寫之中：一顆司康、一杯茶、花上幾先令購買的墨水池，都擁有了特別、且往往不祥的意義。

我在閱讀《QUEER》的手稿時，便擁有如出一徹的感受，且直至幾乎難以忍受的程度。李覺得自己遭到勢不可擋之力所推向的那起事件，就是他親手殺死了他的妻子，以及關於附身的知識，彷彿死亡之手如手套般等著要滑上他的。所以，一股威脅及邪惡的煙霧從書頁升起，某種惡魔，李無論知不知情都試圖要逃離，而方法便是藉由種種狂想，狂亂地遁逃：他的各種慣例——一切都讓人惱火，因為醜陋威脅就在其後頭或一旁，存在如薄霧般觸手可及。

布里昂蓋辛（Brion Gysin）在巴黎時曾告訴我：「骯髒的靈魂射殺了瓊，因為⋯⋯」這是則通靈般的訊息，並不完整——是吧？但也不需要完整，假如你這麼讀：「骯髒的靈魂射殺了瓊，以成為原因。」也就是說，繼續身為一個討人厭的寄生蟲存在、苟且偷生。我對於附身的理解較接近中世紀的模式，而非現代的心理學解釋；心理學武斷堅稱，這樣的顯靈絕對必須來自內在，且永遠、永遠、永遠不可能來自外在（彷彿內在和外在之間，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差異）。我指的是明確能附身到人身上的實體。確實，心理學的相關概念很可能也是由這類實體發想出來的，因為對所謂的魔來說，最危險的事情莫過於祂入侵的宿主將祂視為一獨立、從外部入侵的生物。有鑑於此，魔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會現身。

一九三九年，我開始對埃及的象形文字感興趣，並前往芝加哥大學的埃及學系會見某個人物。當時，有個東西在我耳畔尖叫著：「你、不、屬、於、這、裡！」沒錯，象形文字提供了鑰匙，讓吾人可以理解附身的機制。附身到人身上的實體，一如病毒，也得找到進入的孔竅。

我是在這個地方第一次體會到清楚的跡象，顯示我的存在之中，有某種東西並不是我，而我也無法控制。我記得這段時期的一場夢：我在芝加哥以除蟲專家為業，時間是一九三○年代末，並住在近北區的供餐宿舍裡。夢中，我正往上飄浮至天花板附近，心懷一種生無可戀的絕望感受，我往下望，看見我的身體走出房門，帶著自殺的意圖。

你不禁會想，死藤能否藉由令人目盲的天啟揭露，拯救世界呢？我想起我多年後在巴黎撰寫的某個句子：「是赤裸剝落的憎恨及不幸之風射的。」有好多年，我都以為這指的是注射毒品，是毒品由於阻塞而從針筒或滴管側邊噴射而出。布里昂蓋辛卻點出了真正的意思：殺死瓊的那一槍。

譯註 1｜此句出自英國詩人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之敘事長詩《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描述一名水手（舟子）攔下別人，以和對方分享自己的故事，呼應作者此處所述李之行為。

譯註 2｜《裸體午餐》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