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愛才會讓我們擱淺──鍾文音的翻譯與創作光景
傳說中有一種鳥，一生都在尋覓帶刺的樹，
只有當牠往最尖的刺撞去時，
才會在極度苦痛的臨終前唱出一生最美的歌聲。
島嶼百年三部曲甫結束，餘韻於讀者未了，鍾文音便開始面對作家的雙重現實。書中的現實由作家建構，生活的現實則在作家抽離情節後，硬生生地於面前揮手。暌違三十六年的經典作品《刺鳥》再譯本，就是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下由鍾文音翻譯完成。「作家在靈感的大海裡會翻船，現實的困頓如此巨大，而寫作之耗神耗力讓人身心俱疲。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我會想做些事和文學有關、但與內在世界較無關的，不需要讓自己一起深挖下去，一方面也讓自己平靜下來。」
《刺鳥》是鍾文音少女時期就讀過的作品，而今以更直接、深入的翻譯形式再接觸，與過去的閱讀經驗自然出現對照。鍾文音笑說，以前一直有種浪漫，覺得那樣的愛情是絕對、是一種終極的事情；但那是因為少女時期還沒有經過淬煉，以為愛情招之即來。但往後會知道，人生裡的愛情通常是失敗的，重讀後其實更能理解故事表達的那種幻滅。
鍾文音為了翻譯作業，做了一些男主角洛夫的職業—神職人員的相關研究。故事裡洛夫於選擇愛人與忠於上帝之間掙扎，而現實中，神父的不婚有其歷史淵源。歐洲莊園時代，財產最終是歸神父所有。為了避免後繼有人產生紛爭，神父於是不婚。「而在閱讀、翻譯時，才又觸發我去瞭解這塊史實。」馬嘉露揭示的愛情，沒有絕對的對錯，因小說裡的人物通過了誠實的叩問。馬嘉露寫人性，通常不只一個面向，這也是《刺鳥》的複雜度所在。但故事的愛情太過鮮明，所以常常被讀為通俗小說。鍾文音說，這是一種高明的通俗，所以能抵達大眾的內在世界。有些書應該一讀再讀，因書雖如一，人的狀態卻會變化。《刺鳥》亦甚如是。「這次翻譯的語法比較乾淨，是比較全面性、好讀且愉悅的。」
人活了一生，勇氣通常只用一點點
故事裡瑪姬為了追求愛情，勇敢與上帝爭奪其所愛。「重新接觸《刺鳥》，讓我覺得我們活著其實勇氣很少，通常只用一點點，就把人生過完。不太敢嘗試因為害怕失敗、不完美。」「我剛完成島嶼三部曲，很多寫法會被拿出來討論。對我而言，如果不用實驗的狀態寫作，下一個完美就不知道何時會出現、也不會知道瑕疵是什麼。」就如真正的完美也還是有缺憾，因為不見反面的世界。
美好的東西都是由最深的苦痛換來的，是鍾文音所謂書中最美的隱喻。就作家來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苦痛：「寫小說的人要經過歷練。以自己的本體不要墜毀為底線，都可以勇於嘗試。當然苦痛不要大過於可承受的邊界，不然就變成折磨。」鍾文音說，她不羨慕那種一本小說就紅遍天下的際遇，某種程度上這是上帝的禮物但對她而言並不真實。「我比較喜歡實際去體驗、每天耕耘、因小收穫而真實感受文學或生命的糧倉漸漸擴大。」
如尼采所說，一棵大樹要長得挺拔，是因為根扎得深。而根在地下需承受的苦痛如黑暗、孤獨種種，才能焠鍊、支撐地面上的璀璨及明亮。「黑暗是大部份人所恐懼的，因為怕這些苦痛沒有變成養分。而沒有經過這些體驗，你不會知道苦的實像、苦的本身或苦最終將帶你去哪裡。」「書中稱之為苦痛是因為刺鳥的意象環繞其中，然而其實太過單一。說穿了就是經歷，有好有壞、存在各種變化。」
翻譯與創作於作者的對照
鍾文音本著作家身份踏入翻譯領域，我們於是好奇針對創作與翻譯兩種不同的文字處理形式，有什麼有趣的對照或是經驗？「翻譯很像是織女照著圖案織布按圖索驥，哪條線抽錯就不行，而創作就是那張圖在心裡，織錯也可能會繼續發展成美麗的錯誤」。翻譯對鍾文音來說，當作休息可偶一為之，但到底是在使用另一個作家的語言，會花去創作者本身太多時間。創作跟翻譯的本質不同，但彼此也存在些許關聯。以小說家自身的觀點轉換到另一部作品的轉譯作業上，要如何接近作者本身的觀點或是如何重新詮釋給讀者？「翻譯的唯一觀點只是抓住語感，因為介面無法更改。像《刺鳥》的原文就很平實，翻譯時我就不會用寫小說的華麗語法去詮釋。」
而在翻譯過程中，鍾文音笑說常常會有干擾的聲音，「像書中解釋戴恩的死是上帝的旨意，因為是瑪姬向上帝偷的愛。我自己在翻譯的時候就會想，如果是我應該不會這樣寫，戴恩就是為了救人，所做的一切也不要歸於旨意。上帝奪回的觀點就現實生活而言我就不能認同。有些時候很像自己變成導演，但畢竟我不是作者，無法更動劇情。」
因為愛才會讓我們擱淺
鍾文音不僅翻譯《刺鳥》，更延伸創作《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與其對話。以短結構的文字形式搭配攝影及繪畫作品、近似《刺鳥》的鋪排。小女孩的成長過程、主角貓貓的敘述到家族肖像的延展，鍾文音以其與馬嘉露對談。「《我虧欠》當中有與《刺鳥》的人物對照，瑪姬之於貓貓；雲林相對於澳洲的旱土，我想談的是貓貓這小女孩的成長到出走，當然當中也包括我自身的投射。」而書名《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改自於鍾文音喜愛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詩句。而這句話鍾文音意指的其實是洛夫，他為了權勢而對愛人有所虧欠。「我對於我所愛的人負有責任，因為愛才會讓我們擱淺。」
《我虧欠》所使用的語言有別於鍾文音的小說創作，以短句構成。「我不用詩的形式，因為包含太多轉借和再譯、像是抽象畫。我回到比較平實的語句，不用太多轉譯過程，比較像印象畫，沒那麼寫實、而細節需要讀者自己去拼湊」
作家，生活的幾百種樣態
鍾文音的創作能量涵蓋多種形式，除了小說、旅遊創作、近兩年更有以攝影與畫作搭配文字的圖文集，「台灣的作家比較窄化，創作的形式比較單一、會恐懼被認為不務正業。西方的作者把自己經營得較像藝術家。對我而言人生本來就很多區塊，要走得長會有曲線，有些小品能幫助我跨越到下個階段。動員我最多能量的當然是小說，但小說的完成需要先豐富自己的生命，可以多點碰撞。不要為了別人的眼光裁剪自己的可能。」
鍾文音說，她不會非常在意作家姿態，做什麼事最重要的是保持開心，而開心裡有哀愁、有生活的悲苦、有現實。現代的作家無法像古時候的詩人一樣真正做個隱士，只能在內心與世隔絕，但仍然得面對紅塵。鍾文音不用單一的價值觀看作家，生活有幾百種樣態，找到適才適性的方式最重要。而游於藝、大量閱讀、擴大自己生活經驗，比較符合她的寫作態度。
而面對各樣的藝術表達形式，創作本質難免存在差異。「基本上我不是攝影師，所以是用小說家、而不是透過鏡頭去看世界。到新的地方我會用小說界面來勾映、鋪陳構圖。」鍾文音從高中就開始拍照，第一台使用相機是哥哥給的 FM2。「攝影對我而言比像是情人關係，懂得什麼時候該抽離、提起及放下。而我的攝影也不是走專業路線、比較偏向人文攝影的調性。我唯一能捕捉的是文學透過鏡頭的影像再造。通常在意識裡已經有結構存在、所以以氛圍為取向。」
攝影與文字創作畢竟是兩回事，一張照片有時候涵蓋千言萬語，而寫作則是把看不見的千言萬語描繪出來。另外聊到繪畫，鍾文音認為對她而言油畫比較像是療癒的過程。「攝影無法療癒我，還是存在一個機械的中介。寫作太勞身，文學帶來的療癒畢竟太慢，通常都是文字抵達、人尚未抵達；或是在結尾角色已抵達但作者尚未。但我發現繪畫可以，透過油彩、顏色，人會變得想對單純。」這些媒材對鍾文音來說都是文學版圖的加油站，「我需要偶爾抽離寫作再回來，不然折損太快，自己也知道會走不長。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要去旅行，這場馬拉松賽跑的休息站要設多一點，不然會跑不到終點。」
最後與鍾文音聊到未來創作計劃，「我想寫有關精神病院、旅館那種封閉場域的故事。想寫我喜歡的女作家、會先處理之前旅行的、比較熟悉的文本，另外我也想寫馬偕的另一半，有關女性與海洋的故事。」她笑說計劃很多，但作家最大的阻礙其實是能否好好坐在書桌前。「我寫作了二十幾年才慢慢發現難處在哪裡。閱讀很容易，書裡的世界千山萬水，當我攀爬、眺望，發現有這麼多的前輩在裡頭刻畫，常常被現實生活吞沒、因為要生活而被吞噬時間。作家與筆碰觸的時候，文學與想像的奇航開始，但不知道會不會遭遇暴風雨。最難的是，現在連能不能好好坐在書桌前都不知道。」
用經驗想像回憶拼湊亦真亦幻的世界是小說家的恣意，而在書外，創作者同樣必須面對生活的現實及一切開心悲苦。鍾文音細膩的處理外在與內我的碰撞，持續帶給讀者遼闊而幽微的創作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