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五十｜
「做電影的人，必須持續端好菜上桌」──專訪李亞梅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0.11.2013

傍晚時分，坐在光點台北的咖啡廳裡，玻璃門內外圍繞著我們的，盡是雍容閒雅的漂亮人群，接著李亞梅從我們身後俐落地走來，說她剛拿一些電影票券和 DM 去給光點電影院的櫃台人員，又說訪問結束後，晚上要接著一場電影講座的授課。一名電影人的生活細節，滿滿的都是和電影有關的事。

現任穀得電影公司負責人的李亞梅，在踏入電影製作、行銷之前，曾經在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工作長達九年，金馬能有今日的地位，並非一蹴可幾，多是如李亞梅一般熱愛華語電影的工作者，在背後長時間支撐這年年盛事的運作。九年的日子，在李亞梅極快的語速之下，更加顯得白駒過隙，一晃眼過去，身後已積累了長長的故事，在這之後即便換了不同的工作，也始終在電影的跑道上。

Q：從影展轉往電影製片、行銷領域，這一路走來的甘苦談？

我從美國唸完電影回來，帶著未完成的碩士論文進了金馬影展，辦了一屆金馬獎，完成論文後，就離開去電視台工作了半年，但我實在很不喜歡電視台的環境，所以又回去金馬工作，那次回去一待就是九年，九年都是處理頒獎典禮的業務，包括報名辦法、評審制度、入圍影展、頒獎典禮等等，這些都是我那時主要的工作內容，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金馬獎很熟悉的原因。

離開金馬影展之後，接了第一部的電影行銷，是周美玲導演的《刺青》，結果《刺青》那時賣得還不錯，在《海角七號》之前，全省一千萬算是很少見的票房。做了一部《刺青》之後，大家好像覺得你會做電影行銷，從此便一部、兩部做下去了。其實我在金馬影展的後面兩、三年，很多制度已經建立好，小朋友也都很能幹了，所以那時花比較多的心思在影展的行銷和宣傳上面，把宣傳做大，讓影展的知名度變高、地位更穩固，另外就是去跟企業募款、談贊助。後來從事電影行銷的時候，便把影展後面兩、三年的行銷宣傳經驗帶到電影上面去。

目前為止，大概做了三十幾部台灣電影的行銷、發行，慢慢轉去上游的原因是，其實電影本身體質不佳時，行銷能加的分數不多，故事不好看、片拍得不好、卡司不OK，很難宣傳，行銷在後頭能使勁的地方真的太少，所以應該在製作時，便把這些素材都埋好。我認為電影行銷對電影製作最大的貢獻和產值意義，就是去掌握那些可以跟觀眾溝通的元素。

Q：您參與 / 籌劃「金馬獎」的過程裡，相遇難忘的電影人 / 事回憶？

太多了！譬如第三十八屆金馬獎，那年的終身成就獎頒給宋存壽導演，導演那時已經七、八十歲，女兒扶他上台領獎，因為他有了帕金森氏症，不太能說話，所以寫了一封感謝信，請他女兒幫忙唸出來，致謝辭的第一句話「我這一生奉獻給電影六十年」一出，我耳機裡傳來同事在後台的聲音說：「媽呀，我要哭了」，像這種熱愛電影的小朋友，聽到一個奉獻給電影六十年的前輩，巍巍顫顫地站在舞台上，我當下聽到話，心裡非常感動。那真是一群熱愛電影的人。

另外，三十七屆時，我們請日本當紅女星江角真紀子和李安來頒獎，他們在飯店發車去星光大道前，李安在一樓等江角真紀子等了半天，都沒有發脾氣。為什麼會左等、右等，等不到人呢？因為她那年來金馬獎頒獎典禮的時候帶了男性助理、男性經紀人，他們忘了幫她帶絲襪，所以我們的小朋友飛車趕去百貨公司幫她買指定的絲襪。那時候江角真紀子因為《三十拉警報》這部劇非常紅，這個小朋友就非常驕傲，因為江角真紀子在頒獎典禮上穿的絲襪是她買的！這種小影迷的心情，我覺得非常可愛。

還有一年，黎明拍了陳可辛導演的《三更之回家》，以前大家都不覺得黎明會演戲，可是那一年他獲得了影帝，剛好我們安排陳可辛導演頒發這個獎項，陳可辛導演就頒給了黎明。他們倆個在台上擁抱久久，我覺得那是一個好的演員，碰到一個對的導演，對他最深沉的感謝，兩人在台上抱了好久，非常動人！

再來是《花樣年華》入圍男女主角那年，在金馬獎前梁朝偉已經以這部片拿到了坎城影帝，他們組了一個盛大的代表團來台灣，男主角獎項先頒，結果一開，哇，不是梁朝偉，居然以這個角色拿坎城影帝的梁朝偉，在金馬獎馬失前蹄，我在現場就看到張曼玉開始緊張了，她整個臉色都變了，因為她覺得這麼有把握的獎項都不是給梁朝偉，那她可能也無望了。我當時就想，原來再好的演員，都沒辦法把「緊張」演成「不緊張」。

Q：您對「後海角時代」台灣電影發展現狀的觀察，以及未來可能趨勢的預測？

台灣電影的市佔率從 2003 年的0.3%，最多的時候增加到 17.45%，到現在一年平均都可以達 12%，就是這幾年來市場最大的變化，觀眾願意看台灣電影，這是最明顯的改變。因為觀眾願意看了，所以投資人也比較有信心，願意拿錢出來投資。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持續拍出好看的電影，不能只是一味地炒重複的題材，台灣電影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斷重複，不嘗試新花樣，有一天觀眾還是會用電影票背棄你。因此做電影的人，必須一直端出好菜上桌，否則這場喜宴還是會冷掉。

從《海角七號》以來，《雞排英雄》、《艋舺》、《陣頭》到《總鋪師》，這種本土類型的電影確實賣座，可是我們不能只有這種類型的電影。同樣地，台灣的商業電影好像有點起色，可是藝術電影也不能偏廢，我們還是要鼓勵這方面有才華的人去拍攝，這種電影在市場上固然非常辛苦，但是不可以只拍商業電影，而沒有全面去探照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以在政府的補助政策上，我覺得兩者都要兼顧。

Q：您對現行電影輔導金制度的看法是？

我不贊成廢除輔導金制度，廢除的話就完了，只是政府到底要鼓勵什麼樣的台灣電影出來，在政策和思維上都要想清楚。我認為輔導金應該要設置檢查的制度和程序，現行都只是書面審查，應該要在之中加入一些期中的審核和期末的檢驗，所有當初同意發放輔導金的評審，如果在期中、期末覺得執行的過程和成果，跟當初企劃書沒什麼兩樣，才能繼續發放第二期、第三期的輔導金。

現在輔導金最為眾人詬病的是，你拍出來的成品與企劃案不同，但原先審的是企劃案，不是電影，這中間應該要把關的。如果發現你的故事改了、卡司改了、製作預算改了，但還是發給你原先的經費，那並不公平。這是我認為輔導金制度應該改進之處。

Q：您認為兩岸三地電影工作者在發展上的差異是？

差異性是，香港電影比較穩固，他們類型電影發展的經驗豐富，所以他們目前為止出手拍攝的類型電影都很強，可是近年為了迎合大陸電影市場的需求，他們的香港味不見了，製片量和人才都在流失，這是香港目前的危機。台灣電影現在大多是新導演，經驗不足，很多作品端出去是不到位的。中國市場很大，市場龐大的時候，吸收人才的速度非常快，因此他們的工作人員能在短時間內與非常厲害的國際人士合作。

兩、三年前，我們還在說中國只能拍那種古裝動作大片，拍不了都會愛情片，當時台灣還能贏他們的就這一種，可是你看他們今年端出《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看到的時候心情很差，他們都做到位了，拍得不錯，我們還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呢？只要看兩岸三地的發展，會越來越為台灣感到著急。香港電影是前車之鑑，我們要重複走這一條路嗎？看著中國進步的速度，會不會覺得自己應該加把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