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年華》的背景，是革命的聲音嗎？──那一年，有人離開香港，也有人抵達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30.09.2022

1966 年，蘇麗珍回到那間曾經住過的公寓，房東孫太太正在收拾傢俬。她用上海話對蘇麗珍說：「我女兒說現在香港這麼亂，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她不放心⋯⋯想想呢，還是到美國去給女兒帶孩子算了。」

同一日的隔壁房，周慕雲也重回一牆之隔的舊公寓，新房東提起隔壁要搬走的孫太太，語氣中頗有認同。「現在亂成這樣，能跑的還不跑嗎？」

後來他們確實都離開了——孫太太到了美國、周慕雲把自己放逐到柬埔寨，只有蘇麗珍還留在香港那一棟像是時光屋的舊公寓。

《花樣年華》距今 22 年，經過修復後的香港本色依舊新鮮。但在旗袍與船票的背面，隱埋在香港近代電影史裡那一條動亂的脈動，還會被記得嗎？

1966、1967

那一年，北方的毛澤東在中國發動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潛伏在殖民地澳門和香港的左翼革命勢力也隨之暗潮洶湧。

在反對殖民政府的情緒催化下，澳門群眾率先在 1966 年 12 月 3 日發起「一二．三事件」，人民因為不久前的「氹仔事件」聚集在澳門總督府廣場，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人群中有左派份子闖入總督府，手持《毛語錄》、高唱革命紅歌。隔年，這股左翼動亂的風吹來香港，最終爆發「六七暴動」。

留下來的蘇麗珍，走在 1967 年香港街頭看見的是這樣的風景——左派份子四處張貼大字報批鬥、身上別著毛澤東肖像徽章，口誦《毛語錄》，幾乎是中國文革的延伸。同時中共支持的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也相繼以「英美勾結反華」、「民族大壓迫」等口號激化民心，而曾經公開反對中國文革的《明報》也被貼上「反共反華」標籤，創立《明報》並撰寫社論的小說家金庸也因此收到來自左派示威者的死亡威脅，一度逃亡至新加坡避禍。

左翼群眾以一連串的暴動企圖顛覆殖民政府，而港英當局亦以高壓手段回擊，雙方僵持之下對立更升，直到 8 月 22 日，紅衛兵燒毀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而代辦處中的官員亦遭毆打，引發毛澤東與周恩來震怒，香港左派行動遂逐漸失去北京中央支持，暴動直到年底漸息。

六七暴動是自香港重光 [註 1] 以來，第二波大規模的港人移民潮。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孫太太不是唯一一個準備從香港移居美國的人。

香港，或是美國？

《花樣年華》上映十年前，張曼玉還沒成為蘇麗珍，而是《不脫襪的人》裡追求明星夢的小演員黃小姐。

故事以六七暴動下的香港為背景，黃小姐遇上白牌計程車司機阿恭，表面上是《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1961）那樣的虛榮女孩徘迴於真愛與物質，卻因為有了六七暴動作為襯底，而更多了一點微妙的政治隱喻。

電影的開頭，導演陳友以一連串的六七暴動影像拼貼成一冊歷史紀錄，然而幕後配樂唱的，卻是來自美帝資本主義的流行歌〈Smoke Gets In Your Eyes〉——短短三分鐘的開場，確立了電影中覆蓋在浪漫之下的二元對立主題：美帝資本主義與中國共產左派。

除了不斷反覆響起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人物及故事設定更是處處埋藏玄機：沉迷於物質享受、明星夢卻處處碰壁的黃小姐，終於在富商的支持下得到前往美國的機會，一邊作情婦，一邊當演員。在當時香港一片反美帝的風潮中，黃小姐成了另一類香港人的縮影，別人高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她卻用一口印度口音認真學英文：「Two curry chicken with spaghetti and two cups of tea.」

美國夢的第一次夭折，是黃小姐母親突如其來的離世，備受打擊的她喪失出國的動力，也認清自己的真愛是始終陪在身邊的阿恭。而後兩人決定攢錢買下一輛屬於自己的計程車，然而此時動亂風起雲湧，罷工潮正盛，兩人的計程車生意也屢遭抗爭者攔阻，最終計程車遭罷工示威者焚毀，而阿恭亦被圍毆重傷。

電影中幾度暴動現場，都阻擋了男女主角的前方去路：不管是前往美國，還是朝向更好的生活。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或許是兩人吃完「西餐」後遇上動亂，在左派份子砸毀街邊商店櫥窗後，黃小姐滿臉欣喜地摸著櫥窗裡華貴的皮草大衣——這對「只為生活，不想搞事」的窮苦鴛鴦，在這個二元對立的節點上，顯然選擇了資本主義陣營。

在《不脫襪的人》的 31 年後，導演陳友連署支持港版《國安法》。曾經把攝影機架在示威者對面的人，在被記者問到為何連署時，是這麼回答的：

「我真係唔識政治，我希望有個穩定嘅香港，大家一齊搵到食，開開心心用愛去互相包容。」
（我真的不懂政治，我希望有個穩定的香港，大家一起吃到飯，開開心心用愛去互相包容。」

布爾喬亞式革命

孫太太去了美國，而黃小姐最後選擇為愛留守香港。那一年的香港有人離開，也有人抵達。

1967 年，來自台北的虞太太和女兒美玲落腳港島北角的繼園臺七號公寓，前來為女兒補習的大學生子明周旋在母女二人之間。此時正值六七暴動時期，憤青少年少女對革命滿腔熱血，眼中過盡千帆的中產階級女人面對時局早已毫無波動，唯一能令她心神震動的，只有少年微開的襯衫領口。

向來沉湎於似水流年的楊凡，在電影中全力刻劃自己曾經歷過的香港黃金歲月，懷舊的眼光無處不在。《繼園臺七號》結尾，字幕在大銀幕打上：「獻給香港。」

但那是誰的香港、又是什麼樣的香港？2019 年的威尼斯影展，《繼園臺七號》奪下最佳劇本獎，導演楊凡上台致詞時不忘重提 1967 年——還有 2019 年的香港，他眼中的香港：

「1964 年我從戒嚴時期的台灣回到香港，我馬上就聞到了海風吹來的空氣，街邊傳來的飯菜香，一切都充滿了自由的感覺。

在這部關於 1967 的電影，述說了那個年代的一個動亂，那年我二十歲，目睹了暴動的一切。那時北方大陸吹來一股力量，香港警察和英軍想平息這場動亂，但是沒有成功。但是很奇怪，半年之後，這股力量就自然消失，香港也迅速回復以往。那時我受的是殖民地教育，對人權和民主一無所知。

但是 52 年之後，又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不知從何而來，以「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名義，顛覆香港。如今我們就連走在馬路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自由也沒有。

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所有的邪惡都被釋放了出來，人們變得殘忍無道。但是潘朵拉盒子裡始終還保留了「希望」，我希望香港可以很快地回覆以往，我們又可以再度享受自由。」

不只將 1967 年的香港與 2019 年的香港相互連結，楊凡也曾經閒聊地把《繼園臺七號》比作前作《淚王子》的續集，寫道：「曾經革命的母親帶着女兒去到萬花筒的香港」，《淚王子》中加入讀書會學習左派思想、丈夫死於白色恐怖的空軍眷屬金皖平，在楊凡宇宙裡倖存下來化作虞太太，帶著女兒來到《繼園臺七號》中的香港——

也難怪戲中左翼大學生手舉《毛語錄》和反美帝標語，當大學生子明熱血沸騰地喊著「這就是大時代、這是革命」，身旁的虞太太卻只輕描淡寫地說，「這不是革命，我經歷過的。」

雖然嘴上說「這不是革命」，但楊凡對於劇中反抗者的描寫並不如《不脫襪的人》那樣負面，反而以鎮壓、殺戮的場面寄藏對大時代的傷逝與憐憫。然而那樣的眼光，更像是《淚王子》中讀著左派書籍、獨守一片不合時宜的精緻的將軍夫人歐陽千君，片中楊凡形容她的旁白，實際上更是對自己的精準剖析：「她擁有革命的思想，卻又擺脫不了布爾喬亞。」

楊凡向來熱愛在自己的電影中置入自己的布爾喬亞品味，比如《繼園臺七號》裡愛看西蒙仙諾（Simone Signoret）老電影的奢侈品買辦貴婦、讀原文《咆哮山莊》《簡愛》（卻需要請英文家教）的高中女生，又或者《淚王子》裡用手風琴拉俄國曲子（還被提點「太斯拉夫式」）的空軍軍官，全都只見架空的品味，不見更厚實的思辨鋪墊。

於是 1967 年的一場政治暴動，在銀幕裡簡化成一聲虞太太口中的輕哼，以及美玲走台步的天橋背景，也就可以是楊凡對時代的觀照。從反面讀《淚王子》和《繼園臺七號》，電影中的革命與抗爭，更像是時髦文人穿戴在身上的裝飾，擺著氣質好看，等到時代不再時興這一套的時候，那也就可以輕輕放下。

於是抗爭所為何事並不重要，那只是他那對於舊時代懷緬中，一聲必不可少的背景音罷了。

革命與離散

就在孫太太離開香港遠走美國、周慕雲動身前往柬埔寨的那一年，在 1966 年的現實宇宙裡，有個年僅十歲的澳門小女孩，為了躲避一二．三事件，隨著家人一起到了香港。

她的名字叫做羅卓瑤。

事後羅卓瑤回憶，那一年的一二．三事件從此開啟她的一生飄零。從澳門到香港避禍、從香港到英國求學、從英國回到香港拍片、最後再從香港出走澳洲，移民與離散，於是成了羅卓瑤作品中的永恆命題。

多年後羅卓瑤終於重返澳門和香港，完成以既私密又宏偉的視角，回望記憶與現實中兩地的作品《花果飄零》。而陪著她拍這部片的，是她的丈夫兼多年創作夥伴方令正——而方令正，也正是《不脫襪的人》的編劇之一。

《花果飄零》中雙線並行：雨傘運動中缺席的香港音樂家自英國返港，在街頭遇上神祕的運動少女；另一頭羅卓瑤以第一人稱口述，回憶在一二．三事件中消失的哥哥，並跟隨神祕的中學生鬼影穿梭港澳街頭。不管是一二．三事件或雨傘運動，羅卓瑤並不直接記錄現場，抗爭只發生在鬼魂的嘴裡、在小小的手機影像裡，在街道和攝影機的背面。

比起楊凡僅僅在得獎感言中，有意無意將 1967 年的左翼暴動與 2019 年的民主抗爭並陳，羅卓瑤則直接在《花果飄零》中，以 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和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為雙軸線，向前連結 1895 年的廣州起義、1917 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串起綿延百年的政治動亂。

然而羅卓瑤對於抗爭背後的意識形態，顯然比楊凡有更細緻且深邃的理解——廣州起義的反帝制革命、一二．三事件的共產左派革命、以及雨傘運動的反中共民主抗爭，動機和目的從來都無法混為一談，反而透過羅卓瑤別有用心的連結，牽連出意在言外的指涉：香港社運少女與興中會烈士的穿越對話，直陳極權與帝制獨裁百年來依舊圍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