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踞在「我國」與我身上的鬼魂——羅卓瑤《花果飄零》

在金馬影展《花果飄零》的映後座談上，導演羅卓瑤和編劇方令正透過一方鏡頭談起近年來拍電影的想法，表示對於現下過度向商業市場靠攏的電影行業現狀厭倦已久，亟欲重新召喚電影作為藝術的可能性。

「電影一開始就是一個藝術。」

方令正這番宣言擲地鏗鏘，不免讓觀眾想起另一位拓展電影之藝術性的導演蔡明亮，而電影本身的形式也讓人聯想到《艾格妮撿風景》裡的安妮華達：手持攝影機的靈巧和私密、記錄和劇情混生交雜，以及貫串電影的旁白耳語。形式或許各異，但對比於敘事的強調，電影在她們的手下，更是精神性存在的追尋。

《艾格妮撿風景》裡，安妮華達撿起生活的殘餘價值，而羅卓瑤在《花果飄零》中撿回的，則是對澳門和香港兩座城市的追憶。

《花果飄零》中敘事雙線交錯：鋼琴家自英國學成返港，遇上參與雨傘運動的年輕少女；導演羅卓瑤以第一人稱視角，回憶在「一二．三事件」中消失的哥哥，並跟隨著神秘中學生的鬼魂穿梭在港澳街頭。視線一則旁觀一則私密，觀眾出入雙線之間，走入的不只是個人的家族史，更是來往於百年間的國族關照。

缺席的人，徘徊的鬼

1966 年 12 月 3 日，反對澳葡政府的左派群眾在澳門總督府前的廣場上，與警方發生激烈的衝突，直到隔年澳葡當局認罪道歉，殖民政府與國民黨在澳門因而全面失勢，左派進入政府領導體系，也因而導致澳門至今在政治立場上依然偏向中共當局。

「一二．三事件」發生後，年僅十歲的羅卓瑤跟著家人遷居香港，而後留學英國再返港拍電影，直到 1994 年和伴侶方令正移民澳洲至今，羅卓瑤一生都在經歷異地飄泊，而攤開她的電影，也是一捲華人移民浮世繪——首部作品《我愛太空人》即是描述一段香港八〇年代移民潮之下陰錯陽差的愛情，而後她更創作「移民三部曲」：《愛在他鄉的季節》裡被毀壞的美國移民夢、《秋月》裡父母移民，因而被獨留在香港的小女孩和祖母，以及《浮生》裡跨越香港、澳洲和德國三地的移民家庭。

出去的人、留下的人，在離散之後成了彼此的鬼魂，在生命裡缺席，卻始終盤據縈繞。《花果飄零》召喚了那些隱身在家族與國族歷史裡的鬼魂，牽連出一條跨越時空的對話。

鋼琴家與香港久別重逢，手機螢幕上播放的是雨傘運動的現場影像，催淚彈四起的抗爭場景對比眼下安靜而漫長的香港深夜，之間的巨大落差正是他對於香港抗爭的缺席。而他在街頭偶遇的社運少女，以及因此擦身的少女家人和前男友，成了補足缺席、重現創傷的契機。最終百年前興中會的烈士亡魂現身與少女對話，似是預言百年前的抗爭失敗終將重演，既熱血投入卻又徒勞。

另一邊，羅卓瑤的旁白一遍又一遍地呼喚「哥哥，哥哥」，那是盤踞在家族記憶裡，一二．三事件後從此缺席的哥哥。哥哥不曾回應，但他的身影附在街頭遊蕩的中學生幽靈上，她苦追著幽靈的腳步，穿過一二．三事件發生的總督府前廣場，以及廣州起義烈士楊衢雲被暗殺的路口；而幽靈口唱〈中國男兒〉和〈祖國歌〉，百年前對「中國」的想望，現今聽來不僅危險且不合時宜，對比如今的中國更顯諷刺。

電影裡鋼琴家反覆彈奏俄國音樂家拉赫曼尼諾夫，則是埋藏在鏡頭之後另一揮之不去的鬼魂。俄國十月革命後，拉赫曼尼諾夫遠離他鄉，這段流亡際遇不僅和電影裡的抗爭者互文，也與鏡頭外羅卓瑤的生命歷程遙相映照。而與之相對的無調性音樂，在鋼琴家的口中，也成了流離的精準指涉：「就像不知道要去哪，回不了家，無家可歸。」

無論劇情片《夜更》、《少年》，或是紀錄片《時代革命》、《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近年來大部份涉及社會運動的香港電影總試圖重現抗爭現場，然而《花果飄零》卻另闢蹊徑，除了短暫的手機影像外，並不見現場之暴烈，全然以私密的個人記憶及歷史隱喻為經緯，一路串起 1895 年的廣州起義、1917 年的十月革命、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和 2014 年的雨傘運動，抗爭背後的意識形態各有不同，但最終都直指中國百年來缺失的「現代性」。

推翻滿清帝制之後，中國卻始終無法實現對個人自由平等的保護，進入真正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羅卓瑤以今昔抗爭對比，暗指當今的極權政府一如帝制復辟，同時也哀歌於抗爭無法跳脫的今昔輪迴。

失去了對人的保護，土地上的人只能遠走，於是飄零。

三月不知肉味

許多人談論《花果飄零》的低限拍攝和影像的手工感，羅卓瑤卻半開玩笑半是真心地說，「它的技術其實真的不錯啊！」她是極在意鏡頭美感的導演，自言拍攝時總「以畫面為本」，每一顆鏡頭都值得經過大銀幕的檢視。

然而以一般觀眾的角度出發，大概難以直接贊同羅卓瑤這番話，事實上電影的拍攝充滿大小不一的瑕疵：行進間晃動劇烈，偶爾失焦的手持鏡頭、生硬的素人演出、穿幫的攝影機，一切都難以用「精良」二字形容。

厚積了三十餘年拍片經驗的羅卓瑤，自然十分熟悉何為「精良」的製作，而她和方令正也無意拍攝一部簡陋粗糙的電影，片中的瑕疵固然受限於拍攝的低成本，但也是因為二人擺脫了外在形式的琢磨，開始尋求藝術之於精神性的啟發。

方令正以「三月不知肉味」形容二人的藝術追求，想來他們確知影像何以留存在觀眾心中，那些不加修飾的毛邊鈍角、鋪排鬆散的散文式節奏，因為充滿創作者的誠實與真情而靈光閃現，再三咀嚼之後仍有餘味，一封私密家書於是有了更厚實的重量。

靈根自植

羅卓瑤近年在訪談內時時提起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位新儒學大家，就連電影名也是直接引自唐君毅著作〈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而在終於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的那一刻，她在感言裡再次搬出唐君毅的大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提及書中「天德流行」的最高境界，一時之間彷彿誤闖中國思想史的教室。

唐君毅以「花果飄零」感嘆華人因中共統治而離散他方後，必然喪失文化根源的處境，兩年後他又發表〈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一文，探索移民在外的華人如何在海外紮根民族文化，雖以文化為主體，但文章中也包含了唐君毅對民主實踐的期許。

六十年後，飄零在澳洲的羅卓瑤和方令正拾起這片期望，讓《花果飄零》在故土追憶的枝幹上，開出了滿樹的自由想望。而她們大概也不曾預料，在出走他方、遠離華語電影後的這麼多年，兩人得以藉電影重回故土——《花果飄零》雖因政治因素幾乎不可能在香港上映，但金馬獲獎帶來的關注，也像是在告訴她們，飄浪的人終究能在電影的土壤裡找到紮根的位置。

「靈根自植」也成了《花果飄零》續集的名字，目前還在初期製作階段。羅卓瑤說在《花果飄零》之後，他們下一件在意的事，是「人會種在哪裡」。飄零的人、抗爭之後倖存的人，要在原地重生或者另覓沃土，他們還在尋找解答的路上。

而在找到重新種植自己的方法前——羅卓瑤借革命烈士的口說——有時候看得太多、聽得太多也是很累的，在適當的時候關上眼睛和耳朵，放在心裡不要忘記，然後充實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