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台北電影節｜
對社會控制的悲壯反抗
藝術呈現社會，藝術為人權發聲，藝術甚至間接或直接影響革命。這是知識份子千百年來推動文明的方法，在世界各角落皆然。而說到電影這形式，尤其影展這樣的場合，這意圖就更明顯了。本屆台北電影節，當然不乏透過電影，對所處的社會發出沉痛呼籲的（來自各國的）勇敢創作者。
這其中，一定要從《十年》談起。以獨立製作、私人籌資的方式，五位導演各自發想五年或十年後香港社會某個角落可能的樣貌，不必多說也猜得到，這些「預示」都和當前整個香港對於文化及政治越來越被收窄、收編的憂慮有關。五段短片的製作成本都不高（也無法高），所以目的不是呈現什麼「未來感」，而是藉由軟體——語言、新聞、人物、陰謀等等——點出各自想警告的質變。一種如果再不阻止，就註定這樣了的悲懷。
五段戲的第一段《浮瓜》，描寫兩位黑道小混混準備在一個作秀場合行刺政治人物，然而在其背後，其實是政壇大老們策劃的自導自演，目的是透過恐怖攻擊造成市民的恐慌，進一步促成「國安法」通過。這種自己製造災難，再收割恐懼以完成更高強度「控制」的陰謀母題，在近年幾乎成為好萊塢政治／驚悚／科幻商業片的老梗了。但在此，透過舞台劇式近距離的搬演，它說服你這樣的操縱真的有可能，而政治的大棋盤就在這小小的房間裡被無聲搬弄，讓人不寒而慄。
第二段《冬蟬》則是象徵性的，以一對男女默默為各種「文化痕跡」做標本，感嘆著逝去，更感嘆保存的徒然。以短片來說它相當風格化，沒有「故事」要說，而是呈現氣氛，呈現孤寂，這孤寂也不是兩人間只有彼此、再無他者的孤單，而是做著這樣何去何從的工作，面對一件件過去習以為常、現在卻無用了的物事，除了自己的記憶，剩下的只有被遺棄的心情。
第三段《方言》是最直白的，也是身在台灣的我們相當能共鳴的。故事假設在未來的香港，不會說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將陷入弱勢，僅操粵語的中年運將生意越來越難做，不只載不了中國遊客，還被規定不能在特定區域排班。連西方來的遊客都比他會講北京話，更不用說念中學的孩子了，跟父親越來越難溝通。
這種方言式微的殘酷、尷尬以及難以反轉，在過去數十年的台灣已在發生，而在此，司機和他少數的本地乘客終於可以「躲起來講廣東話」，那鬆一口氣的快慰，對照外人看待粵語的歧視態度，不難想像看在香港觀眾眼裏，有多麼心驚。
再說第四段《自焚者》，它的企圖心最大，以仿紀錄片、新聞畫面、加上一點劇情片的方式，想像「港獨」運動的可能。故事從一個自焚者的身份謎團出發，和（片中）稍早之前絕食而死的學生領袖遙相呼應，對於運動人士的處境描繪，有關當局和媒體的應對，不同受訪者的立場、用詞、小心程度的拿捏，甚至「學者」的多變修辭等等，都安排得精彩。也讓人看到不論哪個國家、什麼年代的抗爭，都有著類似的梗概和困難。
最後一段《本地蛋》，描述香港最後一間雞舍即將歇業，從小小生產者的悲哀出發，談貿易和市場。它也從政府訓練「少年軍」，指派他們糾察各種商家販售物、文化審查等等，道出港人最深層的恐懼：如果自我認同和自由的思想不能被傳遞到下一代，那這樣的斷裂將真正無法挽回。
《十年》的拍攝計畫完成後，只能以小規模甚至打游擊的方式在港各地放映，卻得到熱烈迴響，最後甚至摘下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這也讓人看到對於藝術的積極社會意義，願意擁抱的觀眾不少。召喚這樣的「民心」，正是這群電影人的企圖。
而除了《十年》，還有另外兩部參與國際新導演競賽的作品，也都碰觸了類似的議題。其中《樂園她方》（Paradise）是相對內斂的，談伊朗國內備受壓抑的女性處境，片中這位年輕女教師在郊區的保守學校任教，不只被死灰般的氣氛壓得難以呼吸，更要每天長距離通車，申請轉調多時又沒有下文。她對家人與愛情與生活中大小事都提不起興致，只能無奈地度日。而這樣的悶，正是這個社會壓在女性身上的黑布罩。
這些年來，伊朗電影在全球屢受矚目，阿斯嘉法哈蒂的《分居風暴》談普世的婚姻難處，剛過世的阿巴斯有一系列溫暖作品，賈法潘納希的《計程人生》則反映出這個社會的層層樣貌，還得偷拍、偷運出國外參展。對於電影創作，伊朗當局有著嚴格的審查，導致真正想「說什麼」的電影很多時候必須躲起來拍。《樂園她方》這位首次創作的導演也不例外，這同樣又是一部沒有獲得許可，偷偷完成的電影。
而故事裡女主角所在的學校，有個保守頑固的女校長，每天在朝會告誡正值童年的女孩們：要把身上一切部位都藏好，不然被看到被碰到，美好的未來就毀了。在通勤的公車上，有個正和情人講電話的女孩，被一邊的婆婆媽媽教訓說她「不檢點」和「放浪」。甚至到了電影後半，女主角也因為班上學生擦指甲油，而押她去校長室。
這是一部幾乎全由女性演出的電影。但它談的是父權對女性身體／自主的巨大壓抑、管束和污名化，而它選擇的方式是讓這眾多女角成為「幫兇」，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而不自知。這樣的結構和迫害，最是恐怖。
另一部競逐新導演競賽的《革命前夕的歌唱》（As I Open My Eyes）就熱鬧多了，時空設定在 2010 年夏天的突尼西亞，亦即茉莉花革命發生的前幾個月，中學少女主角對樂團演唱的生涯充滿熱情，對正規的醫學院之路則興趣缺缺。她離異的父母親，對這其實是尊重的，但在當時仍處在獨裁統治的陰影下的突尼西亞，文化的審查掌控一點也沒有少。故他們深知女兒的興趣可能招來危險，站在父母角度，心中的為難可想而知。
這是一部張力很強的電影。片中樂團們唱著屬於北非的流行樂，聽覺魅力十足，單獨照顧女兒的知識份子母親一方面疼愛她，一方面萬分焦慮，而恐懼往往把人變成控制狂，這反應在電影中段，她對女兒幾乎失去理智的管束上。
此外，樂團成員們對創作方向的討論，包括是要自我審查還是和言論的箝制對抗？再加上微妙的性張力與妒意，都讓這故事充滿了戲。最讓我意外的是，女主角後來真的碰上了麻煩，證明媽媽的擔憂不是白操心。看到這裡，對於理想性的追求和自我安全的選擇，究竟該如何拿捏？是否一切都該浪漫地信奉「青春不悔」？你我沒有答案，當然電影更不會有。
不論在哪個社會，總有創作者的說故事慾望來自對現實的不滿、懼怕、質疑或甚至是怒氣。藝術讓人思考，藝術也讓人警醒，這幾部電影都辦到了讓觀眾皺眉，進而與自己對話。這也是影展電影最有價值的地方。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