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活著：評《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隨著近年人權意識高漲，社會上開始有了廢除死刑的聲浪。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死刑的存在是公平正義及嚇阻犯罪的體現。但或許死刑的存廢並非零和遊戲，純然的存在或廢除無法解決相對應的問題。而在這個議題的討論上，多半是雙方站在部分受害者家屬及普世性人權的立場，鮮少有人關注受到處分的死刑犯，他們本身又是如何看待「死刑」？
    
2015 年，戲劇工作者陳以文受法國作家雨果《死刑犯的最後那一天》啓發，轉化台灣社會背景及死囚故事，改編成舞台劇劇本《死刑犯的最後一天》。2017 年年初，於華山烏梅劇院三度加演。整齣劇在死刑犯獲知死刑定讞到等待執行的過程中度過，期間以死囚的獨處及不同人的探視構成。如同前述，面對這龐大的議題，劇團並非想要給予確切答案，而是試圖提出問題及關切在整個事件裡，關聯性最強卻被忽略的人：死刑犯家屬及受害者家屬。

然而不只拋出疑問，劇作也強調真實性，因此在情節安排上富有層次：除了呈現真實的死刑執行狀況，比方像在台灣死刑執行前的最後一餐，以及執行時死刑犯是面部朝下趴在被單上，由執法人員在心臟的位置做記號，讓執行者開槍射殺外，還有從死刑犯自身的掙扎與痛苦，延伸到事件關係人的感受。

呈現上，導演採用插敘的手法，使「槍決執行」在戲劇中間發生，之前安排死刑犯與朋友、妻子的會面，建構起死刑犯即將面對死亡的想法：在這個生的世界，他想留下什麼？還在乎些什麼？彷若對一切沒有依戀的死囚，卻在意著女兒是否記得自己。但社會上會如何看待死刑犯的妻女？想必是避之唯恐不及吧！曾經的枕邊人要背負著輿論壓力活下去，心愛的女兒更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分痛恨起這個遙遠記憶中的模糊面孔。「死刑犯的人生就該是空白的嗎？」

在死刑執行後，與母親、受害者家屬的對話，不正意味著，即便死刑犯被處以死刑，事情就真的圓滿了嗎？受害者家屬的傷痛並沒有因此撫平，就算真的起了部分的安慰作用，也不代表能忽視事件的成因。它背後隱藏的或許是一群人在社會長期受到不平等對待，或是無所不在的歧視與不理解。每一次死囚的會面，中間都橫亙著長桌，前三次是死囚、最後一次則是讓受害者家屬坐在靠近監獄舞台那一側的位置。或許那代表的不只是物理上的牢籠，也是受害者家屬心理的鐵牢。

在演出中亦加入了影像的元素。不只服務被舞台視線死角擋住的觀眾，進一步也有著「看見死刑犯的不同面向」的寓意。其中被放置在監獄鐵門上的影像，採用的是監視器角度，也是我們一般觀看死刑犯的視角。包含這個監視器畫面在內，所有影像皆採用黑白色調，除了符合監視器的呈現外，或許也暗喻著：「難道死刑犯就是非黑即白的存在嗎？」當演出到會面的情節，與死囚對話的對象影像也會投射在原本死刑犯所待的監牢牆上，象徵著被關在監牢的其實不只死刑犯本身，還有他所深愛及愛他的人們。

除了飾演死刑犯的陳以文外，這次由黃建豪及徐麗雯扮演其他男性及女性角色。黃建豪所飾演的好友、公務員、獄警，與死刑犯的互動都帶了點喜感及幽默（不知是否是演員經驗使然），在嚴肅氛圍下的反差，不僅賦予角色血肉，整部戲顯得更加真實，更襯托了故事的沈重，有著畫龍點睛的功效。而妻子、母親、受害者家屬，三個與死刑犯本身有著密切關聯的女性，在面對死囚時，心中總有著複雜的情緒拉扯。或是無奈、悲傷、憤怒，在表演上的確較難拿捏。徐麗雯出演時，有時會感覺情緒一下放得過多，也許能將情緒堆疊得更細緻，使節奏更加契合整體演出，但瑕不掩瑜。

劇中死刑犯曾說過：「每個人都被判了死刑，只是獲得無期徒刑的緩刑。」而我則想到了川村元氣《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書中的一句話：「活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活著。」在死刑犯死刑定讞後到執行，中間或許等待不少時日。在這些日子裡，又有多少人因為不同原因失去生命？或許死刑犯已然沒了自由，但在「死亡」這個終點上，你我沒有不同。在無法預知生死的明天到來前，我們也許可以想想要以什麼姿態活過今天──而這是你想要的模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