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他們說謊，是因為他們並不自由——《輕鬆＋愉快》
社會底層人物與謊言，在不同電影裡被分別扣合起來。康德的道德律令（註 1）對這些人而言，太過理想與高張。例如張贊波的紀錄片《大路朝天》（2015），作品分析高速公路建設過程，國家現代化溫床如何餵養層層的利益與鄉愿；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2017）則將小人物在階級差異中所承擔的苦悶，從幽默的步調裡娓娓揭露具體的壓迫。將類似議題深入，其中牽涉的是自由與個體能動性的問題。個體對行為的選擇具有完全的掌握嗎？抑或在多數階層，彼此擁有的，僅是名為自由的幻影？在此脈絡下，耿軍的《輕鬆＋愉快》以更荒涼的視野，將社會問題放入劇情片中。它沒有《大路朝天》那種尖銳、也沒有《大佛普拉斯》戲謔與詼諧，在更平靜、日常的敘事節奏裡，現象得到近乎俯瞰的視角，廣茅感從影像延伸出去的，是一股束手無策的絕望。
欺騙無疑是《輕鬆＋愉快》的作品核心。全片從不同層次、不同情境與手腕呈現能被其所概括的各種行為。電影開場裡，一名香皂推銷員遇見了武術課程的推銷員。武術推銷員首當其衝，為對方介紹了各種學習武術的好處，說著便在雪地裡逕自翻滾、跳躍起來。那顆出現在預告裡的鏡頭為電影定下基調。這是敘事技巧的法則之一，故事第一塊完整段落，在觀眾好奇心與吸收力最強的階段，將無條件影射往後的走向與風格。那一刻起，營生的強烈目的配上滑稽、誇張的動作，使得往後推銷香皂、佛牌、甚至張貼通緝偷樹犯的人都染上相同色彩。不管換了什麼行動，武術推銷員的愚鈍總沾黏在每個人身上。束手無策生拙劣，手段拙劣生滑稽。
然而電影令人玩味之處並不僅止於此。在角色結構上，耿軍透過唱頌聖歌、尋找母親的傻子，將主旨往更深一層挖去。他是第一位並不推銷東西的人，因為偶然鼻塞，讓他拒絕了嗅聞帶有毒性的香皂。假他之口，電影在地方官員詢問究竟是誰犯罪時，向觀眾拋出了問題的死結：「我們每個人都有罪。」推銷員們、傻子、地方警察、樹木管理員，在這句台詞的籠罩下無一倖免。不過，身為電影觀眾，在抽離劇情的角度上，這句審判般的話語並不能成為最終拍板定論。畢竟如果能在其中嗅到一絲喜劇氣味，那往往代表自己身處高於角色們的視角。因此，有些問題是可以、且應該繼續問下去的是：角色們被什麼所困住了？有沒有可能試圖從現實當中，刻劃出那使「所有人都有罪」的藩籬？
在層層纏繞的欺騙主題下，電影核心在此，再度繞回了自由。從作品之社會背景來看，中國極權式資本主義發展，庇蔭的仍是中上階層。因此，若出生不在國家建設發展的大傘之下，走進《輕鬆＋愉快》場景那樣的荒蕪，個體將面臨的，是更加沒有能動性的掙扎。舉頭三尺無神明，處處皆是天花板。這也是為何中國電影總容易將社會矛盾呈現得特別具體。該環境條件下，有沒有機會，往往能得一翻兩瞪眼的結論。走出《輕鬆＋愉快》的背景後，新自由主義世界裡的人們背負的自由更加虛幻，也更加沈重。能動性問題在台灣並未能柳暗花明。新自由主義與資本競爭帶給人們美好願景之後，一切看起來皆有選擇餘地，便讓所有問題，被回推給個人。但在中國可以明確指出極權主體，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度，只是變得擴張更遠、更難以察覺。當資本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主宰主流秩序與價值，它成為更加破碎、沒有特定時空的存在。當尋找問題的手指無處可去時，自然便將茅頭指回最不具反抗力的個人。
事實上，要在新自由主義國家脈絡下呈現與《輕鬆＋愉快》相同的政治經濟問題，比將故事背景放在極權社會裡困難許多。在該種條件下，故事所要捕捉的便不單只是國家機器這張網，而是那沒有形體、沒有具體時空的資本邏輯、與霸權。因此，《輕鬆＋愉快》在小品式黑色喜劇節奏下，應該能延伸出更多問題。從謊言出發的故事，最終纏繞的，是自由的主題。我們真的都有能力選擇說謊與否嗎？都能選擇如何營生、如何活著嗎？在現實考驗下，都能迄及康德理想化的道德律令？如果不行，那麼意識到藩籬所在便是第一步，而如果有可能，我們還希望能指出藩籬的本質、與成因。
註 1｜根據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令：普遍行為準則、以人為目的、以及自律意志，無論在什麼情況下說謊——就算是善意的謊言——都是不道德的。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