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選片｜《無聲》：我的呼救有人聽見嗎？

作者BIOS 選片

日期16.10.2020

我無法說這是一部「好看」的電影，走出戲院時，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大人的無能失責。

《無聲》裡我們跟隨主角張誠的觀點，從新入學聾啞學校的歸屬感，到「耳朵」隱約察覺不對勁、眼見殘酷的事實發生在自己面前，揭開了一場被沉默的校園性暴力。

恐懼的聲音

記得在看《推拿》時，導演使用許多鏡頭嘗試去建構出視覺障礙者環境的暈眩、惚恍，小說也細緻刻劃出一片搖搖晃晃，接近盲人或聾人的感受。即便我們永遠無法真切體驗，但更靠近故事的原貌，讓人能情感同理，電影以技術環節連動營造出一個擬真、有感的環境，過去我們常談鏡頭語言，如果視覺有語言，聽覺亦是。

《無聲》成功地以聲音、音效、配樂營造出聾啞人的孤獨與救援無效。寂靜與空白發生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時候呼吸聲是重要的？水滴聲指出寂寥的空間感是怎樣的心理空間？《無聲》之所以是一部好的寫實片，也在於聲音的取材，我們不會感到電影營造驚悚、忐忑的音效聲，聲音並無刻意刺激、激怒觀眾，人聲也成為配樂編曲中的編制，收音多是自然環境音，疊加出一個充滿孩子笑聲的校園，相映哭聲啜泣的矛盾恐懼。

拍議題嚴肅的題材，配樂擔任渲染角色也是常見，但《無聲》配樂進出的拿捏，卻是完整鏡頭的一部份。角色在拍攝時皆大多未成年，導演在畫面的拿捏上感覺經過了很多縝密思量，小孩遭受暴力這樣難以讓人接受的畫面，拍攝的界線在哪裡？觀眾該如何承受？最後她選擇的是，我們應該站在一個聾人的位置，感覺受暴時世界如何以聲音應答。一幕市場內主角的助聽器掉落，與世界巨大的位差頓時發生在觀眾耳旁，接近真空地、被抽掉的真實世界的聲音，也透露出為何受暴的小孩「比起受傷害更害怕外面的世界」，因生理缺陷導致聽人與「正常世界」的任意對待，是有這樣的人，生來活著自覺比別人不值得。

電影裡聾人與聽人觀點切換，也透過聲音做巧妙的節點，來到聾人的情緒表達，聆聽的外部像隔層膜，助聽器接收的世界失去方向感；又或者是在震耳欲聾的環境裡所有聲音交織在一起，影像的剪接巧妙捕捉手語動作放大「無聲」的侷促——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的呼救別人是否有聽見。甚至，聽人是否確實收到了自己的想法，這樣的懸殊差異自然形成了他們願意離開學校、投入「正常人」群體的心理障礙。哪怕是自己的父母，恐怕都讓小孩自覺累贅。

邪惡的平庸

電影的一開場，戲走的方式看似與主線無關，但那一個場景設定卻也在電影中後段，短短一兩秒的鏡頭讓整個故事的格局拉高。劇本處理的權力關係不單是師生的、長幼的，也是放諸社會可見的階級。

柯貞年導演看向眾生柔軟目光一覽無遺，那種注目也是對自我的凌厲與審查，上對下的權力不只存在於性別，弱勢是一種比較值，在不同的社會角色裡，我們都在運行自己的權力。而即便處於某個方面的弱勢，在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時，我們未必也有插手的果敢，如果沒有這層深刻反省，電影將變成單向度的指責。我認為在故事的角度、或技術的支撐上，柯貞年導演處理的手法與選擇都是很成熟的，我們可以感覺到電影的完整度與故事的力度，是因為去除了許多表現的張力、以及自我色彩，讓一部電影可以忠於傳遞訊息。

透過故事指涉出新聞報導無法處理的人性善惡模糊處，讓性暴力這題變得更加難解。是什麼樣的輪迴誕生出這樣的結構，讓受傷害的人，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去傷害別人？

以「性」去懲戒、征服、操控、宣示自己威權，與成人以命令、規範、噤聲去對待學生，不同的權力框架裡，電影敘事立體展現出同一套操演。

為了維持校譽組織出服從文化，共犯結構裡的有師有生，從權勢階級養大了邪惡的平庸，即便不是主事者，全校都參與了這場服從威權、成為觀望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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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種人，值得活在這世上嗎？」

2011 年台灣一所特教學校因為一起生對生的性侵刑事訴訟，掀開了 127 件潛藏在校園已久的性暴力案件。從事情被揭露前、直到站上法庭，學校的老師與校長不斷告訴孩子的父母、媒體、法官：「孩子只是在玩而已。」

電影裡受性侵、輪暴的女學生貝貝是隔代教養家庭，因為害怕爺爺奶奶傷心，從來不敢與家人告知學校狀況，在學校求助時，老師冷漠地回「你們不是在玩嗎？」並以「欺負妳的人都是很好的學生，那是妳有問題」，讓貝貝一面帶著傷口一面帶著負罪感接受性侵。

因為同是聾人，所以她可以理解「聽不到」的溝通失誤；因為「他們平常都是很好的人」，只有「這時候」他們會玩得過火一點——這些合理化自己受傷的行為、否定受害者身份，都是因為不想離開聾啞學校。

貝貝不會游泳，但一直在課堂上練習憋氣，忍耐作為角色的教養，迫使她在後段乾脆以「交換條件」「拿掉子宮」的想法去換取校園和平生活。這些事件，確實都是長期追蹤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曾經揭露的事實。

而為何校園裡的孩子會不斷複製與行使性暴力？因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因為如果不這麼做、自己就會遭殃。電影裡「一起玩啊」的台詞反覆出現，成了一句不可承受的話語。一起玩，在聾啞的孩子群體間象徵著：去性侵別人、被我性侵、去幫別人口交、讓我指交……。痛苦發生在廁所、宿舍、校車、圖書館。校車上，還坐著輔導的大人。

第一次說這句話的人是誰？

生對生的性侵與霸凌結構往深追溯，我們也看見了角色小光的心境轉折，無論是從新聞或從故事推斷，很快就能知道小光是故事裡的關鍵角色。校長也能看見的監視器日日紀錄著小光被老師帶進空教室裡，而所有人都以監視器般神的視角忽視這一切。遙遠的、懸空的注視，那也是「與我無關」的疏離視角。

校園裡發生的性暴力事件之所以難解，「慾」連動「愛」，誘姦牽連的情動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改變了受害的意義，當受害者無法站在受害位置上單純地指責加害者，社會也無法理解這樣複雜的傷口。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戀慕之情，既厭恨他施展的權力，又無法逃脫權力聚焦於自己身上的虛榮——當所有人都看不起我這種聾人，老師看著我一個人。權力不對等下性的撫摸、觸碰，也讓人誤以為自己是特別的。

承繼「學校」對「孩子身體」的規訓：服儀、體態、生活的姿勢，又到未成熟的孩子容易對長者產生崇拜心理，因為還沒有成為大人，因此在「大人讓我產生身體慾望」的過程裡產生錯覺，模糊了自主意識的認知。

「你是想要還是不想要？」合意或受暴也變得難以界定。《無聲》從食物鏈下層追溯回源頭，也關注那些暨加害又受害的中間層，因此與其說是為加害者陳述，更像是理解一個孩童加害者暴力中的軟肋，從「孩童」的視角看電影，或許就能理解那些俯視的鏡頭底下的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