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己做的花說：出去玩吧！去參加時裝週和婚禮吧──專訪 opm 花藝師鍾想想

去年夏天，她陪朋友到澀谷算命，被推坑一起算。沒算過命，也不懂日文，算命師看了看漢字名的筆畫，盯著鍾想想直言：「妳做什麼都會成功。」

「我有種被說中的感覺。」

2017 年鍾想想開了 opmflorist 的 IG 帳號，「那時候我開始上花藝課，想要有一個地方可以放作品。想取一個名字，然後就再也不要改。」最終以罌粟花 opium 命名，意圖使人上癮。「我想讓人看到我的作品時，有這麼強烈喜歡的感覺。」

確實強烈，鍾想想的作品多由大色塊拼接，差異性大的質感組成。在柔嫩的花瓣質地，與草葉梳開的散狀外，加入毛茸茸的雞冠花，姿態像在向外攫取的火焰百合，或富有彈性、無法控制的豌豆鬚，甚至會放進葡萄、番茄、蓮霧或秋葵，帶來新奇的形狀與生活的親密感。

「我很喜歡用火焰百合，一加上去，花的整體就會變得比較野⋯⋯我喜歡這種野野的靈動氣息。」鍾想想擅於運用材質，讓花在組合佈局中突然活起來。她不畫草圖，對她而言，草圖是一種限制，「因為它或許有更好的可能性啊。」

她也不替作品取名字、說故事，「花會自己說話。你有你的見解。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

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

高中時讀復興美工，鍾想想在大學選科系時曾經想過要讀建築，但礙於對數理學科的障礙，選擇相對軟性一些的室內設計。結果還是覺得算圖很麻煩。面對空間裡每一扇門、窗，都有法規的限制，她覺得不對了，一年之後休學。

「不適合我，我不會硬要去學。」對有絕對標準的事情，感到煩悶。休學後到紐約唸了半年的語言學校，沒見過的世界向她開展。

文法課的老師從來都沒在上課，每天下午暢談她的人生，成了鍾想想對紐約最鮮明的印象。她沒忘記老師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老師在離婚後為了轉換心情，到墨西哥短居，決心把住屋的牆面漆成彩色的，過去只穿黑白灰，也試著穿起繽紛的顏色，「她說穿上彩色衣服的那一刻，她跟以前的她已經不同了——回到紐約之後，老師就開始用交友網站，開始約會。哇，我那時候才 19 歲。」鍾想想聽得好入迷，在台灣，沒有人告訴過她這樣的故事。「原來，世界上有這樣子的人！」

而下一次撲來的新鮮眼界，就是花了。

因為唸的是夜校，回家時大約是十一、二點，走出捷運站返家途徑，遇到一間深夜營業的花攤。一開始看到夜深孤身的老伯伯在顧花攤，有些不忍，鍾想想上前買花。多聊後發現，她根本不是這花攤的客群，「我問伯伯為什麼這麼晚還開著？他只說晚上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人來找他買花。」一頭霧水，直到知道附近有一間酒店，深夜赴會的酒客常會帶一束花，送人。

「我很喜歡跟老人家聊天，他們會知道一些年輕人不知道的事情。專門賣花給上酒店的人？這是社會的另外一面，我根本不知道，但我腳就踏在那裡。」這樣的深夜，是鍾想想把花帶入生活的起點。

幾年後，開了自己的工作室，經過菜市場的鍾想想和伯伯說，「我開了一間花店，在後面的巷子裡。」忘了伯伯說什麼，但她記得自己很感動，「就覺得，我從那個下課的凌晨，走到有自己的店了耶。」

最初到花疫室打工，一面做飲料，一面學習最基礎的花藝，同時也到另一間做會場佈置的工作室接案，「因為我沒有錢，我就是直接去工作，在那裡學。」也上過短暫的花藝證照課，問她證照可以做什麼，她大眼轉一轉，「像牙醫診所那樣擺著？」大笑一陣後打圓場，她分享，花束基本的結構是一個主花、兩個配花、一到兩種葉材，接著會在這樣的配置下學習不同的技巧。「可是這樣的結構，讓我感覺好重複。」

後來到日本花藝師嶺貴子的 Salon Flower 工作，鍾想想學到了技巧以外的心法。「我覺得跟 Takako 老師工作，學到了怎麼看待花、怎麼接案子——而且她做事總是很從容、優雅。」想學做事的優雅，但鍾想想卻總不是「乖學生」。

面對花藝她長出自己的樣子，「我們的花藝風格差很多。我在那邊學到的是——我喜歡跟不喜歡哪些花的樣子。」辨識出自己偏好的風格與花材，喜歡的顏色與形狀才會出現。「跟不同的人工作，你會了解別人的喜好和個性，反過來，你也會知道自己的喜好與個性——把學到的精簡成為你自己，做出選擇，只留下想要留下來的。」

「我媽到現在還是很愛批評我的東西，但她不是我的 TA 啊，那有什麼關係。」鍾想想從小就知道人是獨立的個體，跟老師學習也好，跟家人關係也是。她受別人的影響總是小的。

「我沒辦法選擇家人，這是註定的，可是我知道每個人生下來就是獨立的，每個人想事情的方法不同，我是獨立的，你也是獨立的。所以我對別人的想法不太有牽絆。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就好。」

在嶺貴子的 Salon Flowers 待了一年多後，鍾想想啟程她的夢想，她抽英國打工簽證好久了，「我真的好想知道，倫敦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我不能拼命想著一個沒看過的地方啊！」

自由地做花的 Vibe

「倫敦超棒的！這個城市的 Vibe 很適合我。」

她喜歡英國人的不容易親近，但真的靠近了，就能成為深刻的好友，「他們不太做表面工夫。」人到倫敦還沒有落腳處，她毛遂自薦，鍾想想私訊欣賞已久的花藝工作室 Yan Skates ，「我就說我人在倫敦，如果你有工作需要人，可以找我。」不久後，鍾想想便獨立一人在巴比肯藝術中心的溫室裡做花。

回想起來，她仍然眼睛發光。那天老闆身體不適，把隔天活動要用的桌花全部交給她。她獨自一人，在挑高的玻璃溫室裡，外頭是人來人往，對她做的花投來欣賞的眼光。「那一刻，我真的感覺到： I made it. 」被人信賴了，被花託付了，鍾想想懷著感動的雞皮疙瘩，做花到天黑。

Yan Skates 工作室匯聚許多跟她一樣的人，來自世界某個角落，懷抱純粹想要做花的心，「那時候我 26 歲吧，遇見好多單純的人。我們一起做花，休假的時候上花市買花，到其中一位花藝師家一起做作品。」日子被花串接，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跟花在一起，再也沒聽見誰說「你那樣做不對」。

半年後，鍾想想飛到多倫多再待了半年，一口氣到三間花店打工，看它們不同規模的營運方式。直到疫情讓她回家。

回來台灣，鍾想想開始在北中南奔波教課，也想著該有個空間稍做落定。「稍做」，是因為她心裡知道，還不是回家的時候，等到疫情趨緩，她就要繼續見世界。只是沒想到病毒漫長，長到她暫時的工作室，幾乎像家，也讓鍾想想第一次感覺到，原來有一個自己創作的地方，如此定錨。「開始有一個大空間把自己建立起來，我的風格，真正被發揮了出來。」停在台灣的時光，她為自己做花，接的案子也都騰出空間，讓她作主。

做花前鍾想想會閱讀人或空間。「如果是藝術家要展覽，我會去看他的作品，確認藝術家的用色跟感覺，譬如畫風啊，是粗獷還是很穩定。」如果是空間佈置更不用說，親自確認空間的光線、氛圍，與周遭緊鄰的環境；而送人花束，她會找到收花者的照片，爬對方的 Instagram，「這個我滿厲害的，我可以感應一個人的氛圍，做出屬於他的東西。」

這趟去日本，鍾想想嘗試了「似顏繪花束」，她把許多顏色的花種準備好，客人上前，她看著對方的外貌、穿搭，大約就能搭出合適對方性格的花束。

「我很喜歡被客戶信任。即便我不太會交際，但⋯⋯啊，我就是有點靠緣份的，緣份派的。」有一組客戶跟鍾想想固定訂花幾年了卻未曾見面，只是定時請她做花送到畫廊，「客戶說，喜歡我的眼光，不管這次畫廊展什麼，他們都全權交給我。我很喜歡這種長期的信任關係。」比起和豪華或亮眼的單位合作，鍾想想更享受這種漫長的緣份。因為被相信，並不容易。

「其實一般人很難想像，花的材料費和隱形成本有多高。」鍾想想也曾經因為想要做出期待的品質，自己貼錢。「以前很容易被客戶左右，如果預算不夠，又想要做好，我就自己吸收。」現在她更清楚什麼樣的條件，可以滿足作品。

「我在倫敦上課時，一個很有名的花藝師 Wagner Kreusch 曾經告訴過我：You have to know when to stop.」多不是美。要怎麼把花的價值透過花藝師的手，拉到最高，才是花藝師存在的意義。

「停下來的點真的不容易，我覺得，當這些花達到了我要的質感，我就會讓她離開了。『可以了，可以出去玩了！去參加婚禮吧、去參加時裝週吧！』——我都會這樣跟我的花說。」

可以出去玩了

再次出國，目標明確，鎖定巴黎花藝師 Castor ，想幫他工作。再一次如願以償，但巴黎帶給鍾想想的不只如此。

站在時裝週的第一線，她看到 Fashion Week 時大量 showroom 的佈置需求，不同規模的時尚拍攝接踵而來，差異、多元的花藝型態讓她整個人發燙。「規模大、分工細，然後，每個人都很優雅，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什麼。」在巴黎，她第一次知道成本預算可以這麼高，一座坐擁時尚界首席位置的城市，把花藝的可能拉到了另一個層次。

鍾想想覺得自己渺小。在壓力點上，骨頭裡的用力冒出來。某次工作結束，老闆告訴鍾想想：「妳太認真工作了，妳不用每一刻都要做事。」她醒過來，看看身邊的同事，「我的節奏是：做完這個要做下一個，我同事都是：做完工作了，接著要抽煙、要泡茶、要喝咖啡——老闆說，我一直工作，會讓別人覺得壓力很大。」

想要用力，因為一開始鍾想想真的太欣賞 Castor 的風格，「我本來就喜歡做色塊的東西，他也是。所以本來以為我們做的東西很像，結果進去發現，不一樣，他的東西我不會做⋯⋯」花了一段時間適應，在技巧上吹毛求疵，「我很認真看待每一個小東西，然後就給自己好大的壓力。」一種花束的包法遲遲無法完美收手，她投入大量時間在琢磨這個細節，「我很自責。我覺得——我人在巴黎，又不會說法文，所以我要用行動表示我的專業度。那如果一個小事都做不好，是不是就差人很多？」

但後來她發現，沒有人會因為這個細節覺得她不夠好。創作者的好，是經年累月，而她已經有了。Castor 跟鍾想想說：「做妳自己的東西，做妳之前在台灣做的那樣子的東西。」

鍾想想放鬆了，「沒有人會一下子變成另一個人的。」不論是在 Castor 做花，或是做自己的花，鍾想想同時感覺到人會改變，但也不會變得這麼快，「人是慢慢變化，我會遇到不同的人和地方，然後一點一點的改變。」

一點一點的改變，走到此刻，鍾想想發現一件事——沒有她想要去工作的花店了。

下一步，她決定在巴黎經營自己的品牌。「這一年在巴黎認了滿多做花的人、時尚圈的人或攝影師，這些人的出現，讓我覺得有點信心可以踏出小小的 baby step。我要做自己的東西了。」

工作室已經找好了，純白的、小小的、安靜的，「目前是我一個人，可能偶爾會有些 pop-up，但不會對外開放⋯⋯我需要一個自己的空間在哪裡，只有花。」喜歡安靜的人如何推展品牌，鍾想想沒有很擔心，她說：「就隨緣，我也很怕太閃亮之類的。慢慢來——」說完爽朗大笑，笑完再次申明：「畢竟，我沒有辦法強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

但想做的事，有一件已經很明確。「我還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台灣開一間花店。讓這裡有更多不同的存在。」其實是想過要回來的，甚至找過房子了，但目前台北的租金和花材的花況，讓她沒辦法接受。「不可能給我不好的花，又要收我很高的錢。」還沒想到辦法，她決定先去巴黎試一試。

但當務之急，是先去學法文。「我不要大家要配合我說英文，沒有道理因為我是外國人，就要求別人要說英文。我要把法文學起來！」

那個幫鍾想想算命的日本人解析了她會成功的原因，「他說我會成功，是因為我不認輸，不代表我不會遇到失敗，只是失敗了，我也會試著讓它做到成功為止⋯⋯」

真的滿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