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故事節｜瞿筱葳╳戴伯芬╳沈綺穎談跨代書寫：一個不識字的女人，還有孫女為她們保留名字

為了在歷史長河中，打撈起爺爺奶奶的名字，孫女們展開長征——

「Damn True Festival」在東京以兩天兩夜的規模展開，以音樂會、電影播映、講座與工作坊等滿檔行程，拓開一處時空，華語非虛構寫作者與讀者們，得以肉身在場真實交流、安全地碰撞。

「我們想回應真實中的不安定，而真實不一定悅耳。真實是那麼的 Damn ——」

活動發起人，也是「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發起人張潔平認為，華語世界正經歷一個隔絕大於交流的時代，但「真的故事節」使平行時空匯流。邀請不斷在追求真實的工作者們突破隔絕，體驗一個真實的生命，試圖無限靠近另一個具體的人，從中鬆動各自持有的認知。

本場講座以「跨代書寫：孫女與他們的長征」為題，台灣作家瞿筱葳、社會學者戴伯芬，新加坡藝術家沈綺穎，由記者江雪擔任主持人，分享她們如何以孫女之姿，鑽入親密卻又陌生的代間現場，發掘過去父執輩不願談的祕密與不堪，編織出大歷史之下一個完整的人的生命是如何脆危、殘破，卻又堅韌發光。

江雪：我發現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我們都是某一個人的孫女。而且我們都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社會與國家地區之下，不約而同在中年回望，回到自己家庭生命裡。好像，祖輩的名字就要淹沒在歷史之中，但是我們把他打撈了出來。

我的爺爺出生中國西北，是 1960 年的春天死於大饑荒的一個普通中國農民，他叫張儒林；綺穎的爺爺沈煥生，是馬來西亞華人、共產黨，後來被英國殖民政府遣送回中國，最後在國民黨撤退台灣之前被殺害；筱葳的奶奶徐留雲是一個上海姑娘，1939 年時 21 歲一個人從越南輾轉經過雲南，去重慶尋找丈夫。2009 年去世後，筱葳用三個月的時間，走奶奶當年逃難的路。寫了奶奶後她寫父親，父親瞿海源作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知識份子，他的生命與這一段歷史；戴伯芬老師的阿媽是張曾桂，她是台灣末代的女礦工，老師把故事線放在台灣礦業的背景之下，挖掘阿媽的生命史。

題目中的「長征」，在中國是充滿意識形態的。但在這裡借用它，表達一種漫長的路途——我們以代際書寫，追群祖輩們的這一個生命長征，其實也構成了我們自己生命中的長征。

長征，為了留下一個名字

瞿筱葳：剛剛江雪提到每一位的祖輩的名字，聽到我奶奶的名字的時候，我突然地有點激動。

我的第一本書寫奶奶，書名叫做《留味行》，是留住味道的一趟旅行。我一直想做奶奶的食譜，但當我真的有力氣、不逃避想去做的時候，她已經過世了。所以，我就想去走她當年逃難的路，從上海到四川，先坐船到香港、越南，從雲貴進去。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我要留下這個不識字女人的故事，我要把她的名字印在紙上留傳下來。我不想要她只是告別式的小冊子上的一個名字——我當初真的只有這個想法。

我沒有想到，在這本書出版十幾年之後，我奶奶的名字、徐留雲女士的名字，會在東京這個場合被唸出來。我從來沒想過這個事情成真了，這是一個魔幻的時刻。

再有意念想要寫字的時候，是寫我爸爸。我父親是一名從台灣眷村底層努力變成教授的一個公共知識份子。他的故事我逃避很久。在台灣早期講到他的名字瞿海源，大家會說，喔瞿教授、在電視上看過他評政論，他會罵總統。在台灣可以罵總統，而且可以罵一輩子。該怎麼讓一名教授講他當初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很多很多的戰役？這個對我來說，就是一趟長途旅程，更像征戰。

我爸爸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公共知識份子，我花很多力氣去追問他、逼迫他講出制式答案以外的回答。於是，作為父親，我望著他；作為公共知識份子，我望著他。我也看見了整個民主歷程裡，他經歷的每一個大小戰役。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整理起來的一個過程，等於是重新再發現自我。而現在還延續下去——我的小孩知道，我之前都固定去訪問他們的爺爺，所以讓他們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小孩都要訪問自己的爸媽。現在他們就開始想要了解我過去都做些什麼——他們一個十歲、一個八歲，晚上會問我說「什麼時候我們來寫妳？」

戴伯芬：寫《末代女礦工》這本書，其實是中年危機。我對學院的八股文很熟悉，升等的路也都順利。開始不再想寫學術八股文時，收到一封「在場」的徵文信件。「在場」？我突然想到我那位高齡 96 歲的阿媽—— 1984 年台灣曾經發生過三大礦災，我知道她是「在場」的。我阿媽一輩子都在海山煤礦工作，可是我並不知道她的工作樣態，因為我爸媽結婚後就搬到台北。

我突然意識到，原來階級翻身是一種跟自己生命的斷絕。當你離開自己成長的土地越遠，你離都市菁英就越近，你跟你貧困家人的距離越疏離，你就越有機會去躋身上游——我突然領悟到，社會學裡面的所謂的階級理論，其實就清楚地發生在我身上。

我開始想要寫我阿媽的故事，但難度非常高。除了我台語沒那麼好，台語在代間有很多也已經流失了。另外，我對礦工一無所知，礦坑裡的專有名詞、台灣的礦業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我只好從歷史文獻開始，慢慢去理解。我才聽到了我阿媽的生命經歷——

外公 37 歲在礦災瓦斯爆炸中當場死亡，當時阿媽 32 歲，留下了我媽媽 12 歲、我大舅 8 歲、我阿姨 4 歲，還有在阿媽肚子裡 5 個月大的二舅，以及裹小腳的婆婆。此後，她要靠自己一個人在礦場工作，去養活這一家子。

她有很多生命經歷是我想不到的。外公去世那年，二舅要出生了，當年 12 歲的我媽媽跑出去想叫計程車叫不到，沒有任何人能來幫她，結果她自己把小孩生下來，自己把臍帶剪掉，又幫小孩洗澡，最後才癱倒在床上——我很訝異，我不知道原來女人也可以這樣做，我以為只有野獸可以。

同一年，她的塵肺病發作，醫生說她不行了，直接把她推到太平間門口。我問她當時的情況，我阿媽說她躺在床上，聽到鐘擺滴滴答答，門開開關關。我問她誰陪妳，她說 4 歲的小阿姨。她們母女倆就在太平間門口直到天亮。

當我阿媽講她在太平間門外的故事時，我突然沒辦法只是一名社會學者，去寫她的勞動狀態。我發現我不是路人甲乙，我是她孫女。一開始我是想要很客觀地去觀察，後來我把自己投入裡面，開始跟我阿媽進行各式各樣的對話。

我爸爸是一個很沉默的人，但在我這本書快要寫完的時候，他突然告訴我，我的祖父母也是礦工。我根本不知道，因為他們從來不講。礦業是一個很不堪的工作，似乎沒有什麼好跟自己的子孫講的。更何況，我阿媽後來跟人家同居，在那個保守的年代，我就跟著我媽媽看她的眼光，覺得阿媽可能是個壞女人。所以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帶著懺悔的心情，做了一些台灣礦業的社會運動。

沈綺穎：我的工作也是從家裡的沉默開始的。在我被外派到北京大概四年左右，身為一名第四代海外華僑，我開始覺得我應該搞清楚我跟中國的關係。記得小時候我爸就落下一句說，妳爺爺死在中國、葬在中國。我就開始去尋找爺爺。

在我三十出頭歲時，我媽媽在馬來西亞姑姑家的房子裡找到了爺爺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樣子（照片裡，男子手裡捧著相機），我說：「What？！他是攝影師，天啊原來這個家裡就有一名攝影師？」

那時候我已經糊裡糊塗搞攝影十年了，爺爺也是攝影師？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去到我們鄉下，我們是梅縣客家人，找到了親戚，找到了爺爺的「烈士紀念碑」。竟然有一個三米高的紀念碑在我們村口，上面寫著「沈煥生烈士紀念碑」，墓上還寫著他四個兒子的名字。所以那邊的親戚是完完全全記住我爸爸和他三個兄弟的名字。當我第一次打電話聯繫，他們還以為我是騙子，怎麼六十多年都沒人來過，突然出現一個人說是沈煥生的孫女。

到紀念碑後，我覺得非常慚愧，為什麼從來沒人來過、也沒人提過這個人？我們家也不擺他的照片，這是怎麼回事？所以我這十六年來，就一直在挖掘，越挖越多，漸漸變成一個很大的研究計劃、一篇博士論文，變成了很多不同的展覽，第一本書、第二本書也要出了，還變成一檔劇場表演。

挖掘家庭，有挖夠的那一天？

江雪：這三位講者都是把自己的親人的生命，鑲嵌在一個大的歷史結構中。像筱葳父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但妳也談到，其實有一些過程，妳不是很了解，因著要寫這本書，重新去看這段歷史。綺穎做爺爺尋訪背後，有馬來西亞的反殖民的歷史，國共之間的歷史，背景的意識結構也是很複雜的。戴老師處理阿媽的歷史，其實是從日據時代的礦業，到 1980 年代台灣礦業。

在把個人的歷史鑲嵌在大歷史結構中的時候，會不會有思想包袱？因為你總是想，可能自己知道的不夠多，然後想深入地去挖掘更多更多，什麼時候你會覺得可以了、我所掌握的檔案讓我可以不用再挖掘下去了？

瞿筱葳：我讀了很多，都不敢下筆。有一天我的編輯、春山出版的莊端琳總編輯跟我說：「Ipa 妳可以不要再讀了，可以開始寫了。」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其實知道很多未必能寫。後來我把自己安全地包裝起來，用的反而是我的「無知」。無知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因為我不知道，所以我去追尋這個故事，而且我勇敢地寫在文字裡說「我不知道」。

我對於台灣民主進程有不知道，包含我爺爺是怎麼死這件事——其實在過去的時代也是有點禁忌，台灣過去不太能夠批評國民黨——當然現在在台灣寫作基本上沒有禁忌，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無知攤開，過去不知道的事情，我爸爸告訴我，我才重新發掘，再寫出來。不知道，也是一種知道。

戴伯芬：我的進入障礙是我對礦業的一無所知，那個職業本身複雜，而我也無法依賴我的報導人，因為我阿媽只看到很片段的事情，她甚至不知道她的老闆是誰，只知道是日本人。我必須自己去歷史檔案中拉出來，夠過二手資料再放回來詮釋。

沈綺穎：我覺得永遠不會知道足夠。我已經第 16 年在做這個題目了，知識不光是讓學術界接受的知識，有另外一些知識是不一定能用文字表達的，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在文字和檔案之外的。檔案是有它的問題的，我其實是在做跟檔案對抗的一些東西。

歷史不會變，但理解會

江雪：最後問大家，這樣的寫書經驗帶給你們生命什麼樣的變化嗎？也想問筱葳，妳在序裡寫，妳告訴父母說「我不喜歡你們」，寫完之後，有沒有收回這話或者有其他表達嗎？

瞿筱葳：我沒有收回那句話。他看了書，然後我也出版了。但我們後來的關係也更好了，就是不再說那個事情了，但是彼此理解了。

沈綺穎：因為我還沒完成，只能說爺爺這個人呢，在家裡以前是沒人敢說的，因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是反共的，是不能說的。我開始在挖掘的時候，我姑姑還說，妳要在報章上寫爺爺是共產黨，這可以嗎？不危險嗎？所以他們還有很多顧慮。在這個家裡，只有我和大伯在乎這個故事。所以我跟大伯的關係因為挖掘爺爺的故事變得很好。

我在其中太久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份，也是已經傳到下一代了，跟筱葳一樣。我的小朋友已經開始唸我的（舞台劇）台詞，哪天表演要是我病倒，他是我的 under study。

戴伯芬：過去在學院裡面，這種底層家庭的經驗我是不願意說的，在學院裡我有一種自卑感。可是當我理解阿媽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好像可以公開說，我是以礦工子弟為榮。以前我回去的時候，我阿媽都會說我是我們全家最厲害的人，我們全家都以我為榮，我就是她心目中最好的孫女，可是現在我覺得她是我心中最好的阿媽。

江雪：我記得書裡有一個細節，阿媽在近 90 歲的時候，要求去戶政所改了名字，她要去加上自己被忽視的姓氏。

戴伯芬：其實，以女性主義來說，她太過服從了。婆婆這麼壞、礦主這麼壞、兒子也這麼壞，為什麼她都是逆來順受？

可是後來，我看見，阿媽把她婆婆、也就是我裹小腳的阿祖，和我的外公的遺照擺在客廳廳堂，然後把自己祖先的遺像，跟他後來同居人的照片擺在自己房間。還有她快要回去的時候，去把當年出生時，被登記錯的名字改回來——她本來叫曾桂，但人員閃失下寫成張桂，她一輩子都叫張貴。最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張曾桂。

我發現一件事情，我讀的女性主義認為，一個順從父權底下規則的女性，可能是會被批判的對象。可是我看見我阿媽生命中的韌性，跟她的自主性，我覺得她是用另一種方式在實踐女性主義。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完全不是在同情她，我覺得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