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即介入：童偉格讀《直視戰爭的女人》

我後來辦了不少屠殺的案子。它們有些被指控為「危害人類罪」（大規模殺死個人），有些被指控為「種族滅絕」（摧毀群體）。這是兩種不同的罪，一種側重個人，一種側重群體，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種族滅絕在很多人眼中變成了不可赦的大罪，相較之下殺死大量個人的罪行顯得沒那麼可怕。

——菲利浦沙茲，《人權的條件》

展讀《直視戰爭的女人》（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我們很容易可以察覺，有兩個同等重要的寫作意圖，始終相互陪伴並彼此詰問，從而，為這部未完成的書稿，示現出更具深意的未決狀態。其一，是作者維多利亞阿梅莉納（Victoria Amelina）原初的設想：她想藉一部戰時生活日記，記錄實習成為戰爭罪行研究員期間，個人的見歷與思辨。其二，則是對作者而言，這般記錄所不免導致的書寫轉折——不久，阿梅莉納的個人追查，指向更多同行者的共同尋索；於是一部戰時日記，乃發展成一部關於同行者的側記。

簡單說，作者既意欲直視戰爭，同時，也意欲直視許多亦在直視戰爭的女人。這兩個意圖難以分割，也許，主要因為在任何戰爭現場，「旁觀」（regarding）這一行為本身，在道德層面的從來懸疑。就此而言，阿梅莉納明確對話蘇珊桑塔格的相關論述。在《論攝影》中，桑塔格首先假設，如攝影這般記錄文本的生成，「基本上是一種非介入性的行為」，例如一名戰地記者，原則上，並不干預眼前的戰事，而只是觀察與報導；阿梅莉納則探求「記錄」與「介入」兩者並行的可能性，而其實踐方法，正是藉由摹寫那些正捲入戰事之人的故事，令記錄文本的生成，等於「就是一種介入」。

我們因此得以想像，從上述立論起，桑塔格對旁觀行為的定義與評判，對寫作本書的阿梅莉納而言，如何形成了逆反的路徑索引。《論攝影》主張，攝影作為一種記錄方法，是以證實經驗來拒絕經驗；《直視戰爭的女人》卻欲藉由見證他者經驗，來涵納並伸延人我普同的經驗。桑塔格質疑「照片知識的限制」，認為「它能刺激良心」，但「永遠無法成為這個世界的倫理或政治知識」；阿梅莉納卻想以一段段形同定影（fixing）般的複寫，為我們收摺起眾多見證者，在同一受難國度裡的多元際遇與歧異識讀，簡要地，直指良心的所在。

也於是，我們不應忽略，當《論攝影》斷言，「如今，每件事的存在都是為了要在一張照片中死亡」，桑塔格毋寧是語帶詩意與反諷地，看向業已將受難文本給產業化了的現代社會。試想：對於許多安逸的閱聽大眾而言，的確可能，任何遠方的戰亂，皆可袒露為吸睛的報刊照片，有如佐料，供給他們在享用早餐時獵奇，或洗滌情緒。也許，對桑塔格而言，大眾的易於受激與無動於衷，令她同感不安。也許正是因此，她歸結相關論述，在最後作品《旁觀他人之痛苦》裡，完成以下著名悖論：誠然，「照片知識」有其局限，因「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教會我們，「如何減緩地獄中的烈焰」；然而，迫使我們明白承認苦難的實存，沉著地，認知到自己「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仍是記錄文本如攝影的寶貴功能。就此看來，桑塔格早已附議了這樣一種逆反行動——其實，在無比善忘的現世，是記錄護持了介入，也嚮導著介入。

記錄因此無異於介入，如阿梅莉納所言。我猜想，這確切正是《直視戰爭的女人》此書，所慎重實踐的倫理審酌。一方面，這般終究無法分割的雙重「直視」，在本書中，折射出同行者之間，十分平實而艱難的共感；她們，並不輕易因人的殘酷暴行而驚怪、不陷溺在同樣輕易的絕望裡，也不沉醉在對自所渴望之正義的幻念之中。她們，具體落實了桑塔格對「旁觀」的理想陳述。另一方面，這種必然遠比親涉戰事的任何一個人，都還要成熟且內傾的普同共感，也使這部回應烏俄戰爭的現此時、面向各處戰地之迫切性的記錄文本，極為珍貴地，一併為正受到暴力侵略的集體，潛藏了修復時間的宏願。

面對那般緊急的當下，誠如瑪格麗特愛特伍在本書〈引言〉所示，「在戰爭的漩渦之中，過去與未來皆屬微渺，觀點狹隘，預測失準」；似乎，凡事皆近乎無法追憶與預期。然而，同樣令我們難以想像、格外矛盾卻立意深遠的是，在阿梅莉納所再現的雙重視域裡，「戰爭」本身，卻恐怕業已不是戰爭漩渦裡，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在本書中，許多作者所實寫的現場，均指認更久以前的遺贈；許多同行者的逆旅，如戰爭罪行研究員的實地調查本身，則皆頗明確地，是為替那尚未成真的烏克蘭國族將來，預留地基一般的確證。

上文所謂的「艱難」與「內傾」：似乎，《直視戰爭的女人》此書，更是一部為了繼蹈而來的同伴們，所寫下的備忘錄。於是以「我」之名，直視「妳們」的直視，也許，僅是為了彼此釐明，這樣一種同等堅韌、卻更長期的奮戰——確實，戰況當下如斯危疑，戰地現場如此局限，然而，透過仍然專注的目光，人人也就有望為彼此再更妥善地旋身，憑此，徐徐轉圜出一個理想未來。這亦是為何，縱然作者力求平實記錄戰時見歷，然而，本書的許多詞句，對我而言，仍然如同簡潔的祈語，也許，是為引渡那恐怖暴力所無能徹底摧毀的存有，也為指喻戰爭其後的復元。

於是，當阿梅莉納說，有關烏俄戰爭的一切皆如此私人，她指的，自然是一切記憶皆屬個人所有；如班雅明寫在〈論卡夫卡〉裡的名言：記憶總是私有的，但遺忘，卻是集體的。也許特別，是在紛亂的戰火之中——大規模懷抱私有記憶的個人，總也亦是個別地死去。由此，本書的寫作，意在以見證再次見證，憑此，破除必然遭致遺忘的孤絕。就此而言，本書也實踐了小說家埃利亞斯卡內蒂，在讀卡夫卡文本時的發現：也許，當面對生命裡的恐怖時，我們確實僅有一種紓解的可能，即與此前，曾為此等恐怖作過證之人取得連繫。

當阿梅莉納說，烏克蘭人是一個政治民族，她指的，並不僅是在既驗歷史之中，烏克蘭民族總是一再、也依舊仍在承受政治暴力的總體箝制與捏塑，而是為了陳述這樣一個事關個人自由的選擇：對她而言，在明顯的政治弱勢裡，在猶然的堅持之中，所謂「烏克蘭人」，乃自願是烏克蘭人之人。

依此，作者辯證這場戰爭的私人性與公眾性，並引領未來可能的同伴，前溯那些默默澱積私有記憶的群體場址。這些廣場、大街、住所、劇院或文學館，繫連起 2014 年尊嚴革命群眾、1960 年代政治異議者，以及 1930 年代，那整個「被處決的文藝復興」世代——彼時，那數千名不願遺忘、無法漠視極權人禍的知識份子，隨大饑荒時的數百萬名烏克蘭人同赴死境，死滅得彷彿真的無足輕重。然而，阿梅莉納的重點，卻已不是為了代替烏克蘭國族，再次向世人，提出有關蘇聯暴行的沉痛控訴。關於死難者們，她如此清楚地自明，長久以來直至今日，「他們的檔案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毫無意義」；縱然，對那些「自行選擇成為的烏克蘭人」而言，「這些作品就是全世界」。

《直視戰爭的女人》此書，因此亦是一部極為澄澈的記憶書，既描述記憶的個體性，亦強調個體對記憶的自願堅持；從而，也已重申自「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在紐倫堡審判時確立以來，以「保護個人」作為核心目標的當代國際法理。然而，亦是基於上述的澄澈思辨，使作者並不空待未來，會有一個更盡其理想的國際法庭，能制裁獨裁者暨侵略者普丁，並還復整個烏克蘭國族，以一個完全的正義。對我而言，她的戰爭罪行研究，也許，更是為了具體地，追求一個如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多力勞布醫師，在《見證的危機》裡提及的訴求，即「對真相的忠誠」。

根據勞布醫師的論述，正是因為忠誠於真相，於是，倖存的生命才得以重續，而重續的個人生命，也才得以在面對永遠難以彌補的喪失之時，猶能讓部份的修復，成為可能。勞布看重個體的生命福祉，阿梅莉納亦然。從本書的實踐看來，對每一位個體之福祉的珍視，當然，已是針對普丁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狂想，一個相當清醒的回應了。

然而，在《直視戰爭的女人》裡，「對真相的忠誠」這個訴求，也許別具重要性，因為作者所置身這個「當代」，遠比桑塔格所旁觀的那個「當代」，還遠遠更為複雜——就此而言，即連桑塔格對攝影之確證能力的信心，都無法不顯得過於單純了。也許，桑塔格亦難以想像，這場烏俄戰爭的當下實況，竟然僅僅，只是諸般虛矯侵蝕力的終於成真。這場戰爭，早已發生在俄羅斯的假資訊攻擊，對烏克蘭國際地位的刻意矮化，對諸多獨立報導團體、異議結社與歷史紀念組織的制度化滅絕，凡此種種的手段並起之時。

於是最終，阿梅莉納所謂的「記錄即介入」，也就有了將個人有生的體察，落實為即時抵抗的意涵。對我而言，這是一部未完之書，已然成就的宏願。作為抵抗者，維多利亞阿梅莉納不幸過世。然而，倘若我們直視作者的直視，珍重作者所珍重的，那麼，我們起碼應當銘記——所謂「死難者們」，乃是單獨的一位又一位，遭到謀殺的個人，而這理應，令普丁的罪行極端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