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台北電影節｜關於穆森．馬克馬巴夫——藝術的革命力量

作者張硯拓

日期24.06.2015

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其中兩部片：《流亡的獨裁者》（The President）和《馬克馬巴夫的電影私塾》（Daddy's School），前者是伊朗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2014 年的新作，後者則是關於這位導演家族的紀錄片。一般而言，創作者的紀錄片都是探掘他的生平，所處的時代，面對的環境或政治課題，及藝術哲學等等，但是這部紀錄片很不一樣。它的被攝主體太奇特了：馬克馬巴夫一家五口，都是世界知名的電影創作者，而這樣的藝術視野和生產力，是這位「老爸」一手調教、引導、激發出來的。

1957 年出生於德黑蘭的穆森馬克馬巴夫，曾想要當伊斯蘭世界的切格瓦拉，他在十七歲那年參與革命、中槍被捕，不但被關了五年的政治黑牢，還遭受虐待雙腳受傷，一度無法行走。沒完成中學學業的他，轉而靠自學拍電影，從他開始創作至今，三十多年來總共完成了二十多部長片，及其他紀錄片、短片等等，得過的獎項包括坎城、芝加哥、盧卡諾、釜山、東京、威尼斯等等數不清的國際影展。

而他的電影私塾——或該說是家庭學校事業——開始於他的大女兒薩米拉（Samira）十四歲那年。當初，原本一路朝著醫生之路邁進的薩米拉，有天突然宣布她不念書了，想要學拍電影！這當然引起全家傻眼。但這位父親其實深知：在伊朗的教育體制下，學到的知識是相當保守、封閉、枯燥而且充滿意識型態的。所以他想，何不就自己當老師，讓女兒在家自學？

於是「馬克馬巴夫的電影之家」（Makhmalbaf Film House）開張了。而且不只大女兒薩米拉，還有二女兒哈娜（Hana），兒子梅山（Maysam），和妻子瑪琪耶（Marziyeh）都變成他的學生。他們的「課程」包含多項主題，從視覺、聲音、對人的觀察，到創作者的自信以及承擔，這位父親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身兼導師，啟蒙家人們的藝術心靈，這樣「多位一體」又「權威」的角色，很值得玩味。然而他對孩子們（尤其女兒）的教導，又強調讓她們跳脫傳統伊斯蘭／伊朗文化的束縛，自己判斷和思考。

多年下來，這間私塾的成果是：薩米拉曾得到過威尼斯、慕尼黑、坎城、英國影藝學院等等獎項，她的首部作品《蘋果》（The Apple）在坎城入選的那年，她創下最年輕導演（十七歲）的紀錄。妹妹哈娜也不遑多讓，得過包括威尼斯、羅馬、奧斯陸、柏林等等影展肯定，十五歲那年她的第一部作品《瘋狂的愉悅》（Joy of Madness）在威尼斯首映，也再度刷新了姊姊保持的「最年輕影展導演」頭銜。至於一家之母瑪琪耶的作品，拿下威尼斯、釜山、南特影展等等獎項，兒子梅山則是身兼製作人、編劇、攝影師的「最佳助手」。

而從紀錄片可以看到，這一家許多成員的創作題材，正來自他們課堂上受到的啟發。譬如對身體自由的探索：學習騎腳踏車的經驗，是瑪琪耶的《The Day I Became A Woman》第二段故事的靈感；或對社會新聞的好奇：一對伊朗女孩被父母囚禁十多年的事件，成為薩米拉的半紀錄片《蘋果》的拍攝主題。這些都帶著人道主義的關懷，及對保守社會中人與群體／階級／體制等等的互動的關注。

薩米拉也回憶道，他們家從小就是「什麼話都可以說、可以問，什麼話題都能聊」的自由風氣，這樣的她去到學校，卻發現女生被當做次等公民，不被允許（跟男孩一樣）做自己、追夢。這不平等讓她難以忍受。也是這樣的「家教」，讓這一家的女性都亟欲衝破環境限制，創作出自己的強烈觀點。而伊斯蘭社會看待女性的差異眼光，則成為其中最顯眼的主題。

同樣地，這關懷人性／人心的題材果核，也藏在穆森馬克馬巴夫去年的這部《流亡的獨裁者》中。即使拍了三十多年，仍可以感覺這位創作者心中那股質樸的韌勁，故事描述一位中東的獨裁者（沒有明說是哪一國）因為暴動危及政權，才剛送家人搭機逃離（他自己選擇留下，以為還有轉圜餘地）一轉眼已經被推翻了，變成臨時革命政府的頭號通緝犯。他帶著外孫流落南方的荒涼村落，先後在身無分文的理髮師、逃難的村民、被軍人糟蹋的妓女、及逃出政治獄的犯人行列中躲藏，也一步一步聽自己的賞金越堆越高……。

這是個「反派禍首」的奧迪賽。自稱一輩子沒親手擦過屁股的獨裁者，落了平陽蹣跚惶步，見識自己造就的「民不聊生」，在生命末日來臨前真正體會「活著」。他被稱呼陛下，他的外孫是皇子殿下，他要求每一戶國民都把他的玉照掛牆上——但在這趟路上，他不只發現沒有任何人敬愛他，而是根本「溫暖」、「人情」等等字眼就不存在這個國度。

整部《流亡的獨裁者》因此不只是「始作俑者看清自己的罪過」，他看到絕境（自己的），更看到絕望（人民的），當他目睹反抗軍（同時也是昔日政府的走狗）公然搶劫、強暴一位路過的新娘，那當下身份、立場、思想、體制等等都退位，只剩下一群無政府狀態的人，施行著叢林法則。而這些無法無天，正是他留給後世的遺產。

同理，在人們瘋了似尋找他的下落的同時，那些說要活活燒死他，或砍下他的頭，或在他面前先把他孫子吊死……等等的最殘酷話語，源自「恨之入骨」的記憶，這不只襯托他過去的惡行，也批判了「得理不饒人」的素養不足的民主。這一切再透過一個孩子（他的外孫）之眼來發問，來記敘，既是某種幼稚卻天真的目光，也道出了偏差的價值，多麼容易藉由從小灌輸、根深柢固。

再說回創作者。穆森馬克馬巴夫本身，如前述是政治黑牢和刑求的受害者，他更因為作品長期受到伊朗政府的非難，而流浪在外多年。這些心情，似乎都能在《流亡的獨裁者》讀到。故事中那對理髮師父子「已經賒帳到全村沒有人願意賣東西給我們了」，這是他的個人經驗。他說：「即使是現在，走在倫敦街頭看那些挨餓受凍的乞丐，我都會為身為中產階級而感到羞愧。」

他也說過：最初聽聞孩子要拍電影，他是不贊成的，因為不希望他們「長期在電影審查制度下被批判、攻擊，何況經濟也不穩定」。然而離開家園後，從印度、阿富汗、巴黎再到倫敦，不斷流浪的他必須帶著家人，他又說：「這對我而言是一種選擇，但我的家人卻是『被迫』的。」言談中流露的，是讓孩子們「失根」的悵然。事實上在阿富汗那年（2007），在薩米拉的拍片現場真的發生過炸彈爆炸、人員傷亡的事件，這究竟是對其女權立場的不滿？還是如穆森所說，是伊朗政府的授意？他甚至表示：「伊朗政府曾兩度派恐怖份子到巴黎追殺我們。」可見這家人的生活真的籠罩在陰影中。

但在紀錄片裡，還提到另外一件事。那是 1995 年，在拍完了《純真的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後，穆森馬克馬巴夫面臨一樁兩難：伊朗當局要求先大幅刪改內容，才准上映，這對他而言是對心血結晶的戕害；但如果選擇撤映，等未來（說不定）電檢制度放寬了再讓作品面世，那會無法向出資人交代。結果這家人開了家庭會議，五票全數通過「把房子賣了，還錢給製作人」，以保住爸爸作品的完整。瑪琪耶馬克馬巴夫面對鏡頭說：「對我們一家人而言，『電影』是比有個屋簷住在下面，還重要的！」

今年三月底，我在香港電影節參與評審的其中一日，在片與片間的空檔被影展總監 call 到一旁的咖啡廳去，在那裡我見到一位慈藹有禮的黑短髮中年男子，和他氣質高雅但笑容和善的女伴。一經介紹，我才知道他們就是穆森與瑪琪耶馬克馬巴夫夫婦。我的評審同伴對他們說：「謝謝你們拍出那些美麗的電影！」而在當天的講座上，穆森馬克馬巴夫則說了：「在伊朗，我們說所有的電影都是鏡子，把鏡子放在社會面前，可以反映它，甚至改變它。因為當你站在鏡子前，你會修正自己的儀容。一部電影如果拍得夠好，是可以改變觀眾、改變文化的。」

紀錄片裡，穆森說過他這輩子最親愛的人是他的祖母，「她是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集合」。不過「我祖母所敬愛的那個神，祂對音樂和電影都無法接受，所以每當出門去朝拜，經過市場聽見歌舞聲，我祖母會把自己的耳朵摀起來，甚至要我連眼睛都閉上……」

那個閉眼遮耳的男孩，如今走到半個世界外，將他的作品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而你我透過聽，透過看，心領神會毫無困難。這位溫和的長者背負的故事，如此綿長，這就是電影藝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