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週 2015】羅永暉：意境音樂劇場《落花無言》

作者香港週 2015

日期25.08.2015

商務印書館出版、劉靖之教授所著之《香港音樂史論》，其「嚴肅音樂」條目下列出了 15 位重要作曲家加以分析訪談，羅永暉即為其一。不僅僅是嚴肅音樂，流行音樂亦在他的創作範疇，音樂生涯將近 200 首的作品中，除了管弦樂、室內樂、獨奏曲、歌劇、聲樂合唱，也有劇場、舞蹈、電視、電影之配樂。近 12 年來，他帶領無極樂團發展「意境音樂劇場」，其概念與藝術呈現，將能在 9 月份來台演出的《落花無言》裡一探究竟。

羅永暉生於 1949 年，父親是中央社新聞記者，這樣的成長年代及背景，強化了他與台灣的連結，也使他往後一生都與香港社會的波動緊密相連。3 歲時一家人從海南島輾轉遷至澳門，最後落腳香港，18 歲來台就讀師範大學音樂系。他的音樂啟蒙先是來自父親，當時的文人家庭除了對背唐詩、寫書法有嚴格要求之外，朋友間也興辦雅聚，大人們在週末唱粵劇、拉二胡，孩子自然耳濡目染，又因為上教會接觸了鋼琴、唱詩班，與喜好音樂的鄰居朋友彼此聚集；到了中學，羅永暉彈吉他、組樂隊，因此對流行音樂也不陌生。那個年代，香港只有一所香港大學，文科學生多半選擇留學台灣。1967 至 1972 年間，羅永暉下課後總愛與台、師大的朋友，例如後來的電影導演曾壯祥、已故的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王正平，群聚泡在公館一帶的冰果室裡聊藝術、哲學，透過同儕間想法的激盪，他漸漸不滿足於單純只做音樂。幾年後，他至美國進修，師從電影配樂家 John Crawford，這也間接影響了他回港後的工作方向，先投入配樂工作，從電台 DJ、邵氏電影到舞台劇，如此靈活的跨中西、跨領域的創作力，他認為是各地生活與文化經驗的累積。

《龍舞》是羅永暉首次擔任舞台劇配樂，也是他和許鞍華導演相識的契機，兩人之後更在電影合作，如《投奔怒海》、《香香公主》、《書劍恩仇錄》等，「我曾與很多導演合作，心底最欣賞的還是許鞍華，她有劇本就會找你慢慢研究，拍完之後陪著你一起看片，給你很大空間去發揮。」2011 年電影《桃姐》是兩人睽違多年再度合作，羅永暉說他早知事有蹊蹺，找他肯定是因為他也到了對養老題材敏感的年紀，而導演一句「最好的配樂就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給他很清晰的指引，他盛讚許鞍華是非常棒的工作夥伴及好友。

在羅永暉音樂事業起步的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正值第一批學院派創作者從海外留學歸港，也是電影新浪潮的黃金時代，當時香港經濟起飛，藝文氣氛隨之鼎盛，1976 年有《號外》雜誌創刊，訪港的中國音樂家也帶來許多影響，在政府資助下，香港中樂團、香港話劇團、城市當代舞蹈團紛紛成立，社會瀰漫著前衛、進取的思維。1984 年羅永暉在香港演藝學院創辦作曲系，學院的橫向學習方針本就是他自身信奉的圭臬，所以更希望在這個多元的環境裡培育新一代的音樂創作人，除了實務操作，他將教學目標著重在提升對音樂的想像力，並以一對一、媲美師徒制的形式，作育近 100 名弟子。然而走過 14 年教職生涯，他不諱言規矩和制度明確的教育環境，對個人藝術發展其實有所侷限，「未曾被困住，就沒有對自由的嚮往，一切都是相對的，現在能這麼全面地做創作，就是因為有被綁住的經驗，令我想衝破、到外面更大的世界。」羅永暉感謝那個年代予他的創作動力，儘管回想起來，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那時候忙得要死，一個半小時以上的長篇舞蹈配樂我寫了十幾個，還有廣告、電影配樂，同時又要兼顧教學與行政工作，那訓練了我面對創作的各種技術。」

他認為 20 年青壯階段裡，自己就像與香港的發展同步，在興盛時期一股作氣地嘗試、衝刺，待 1997 年回歸、金融風暴，以至 SARS 肆虐的低迷期，恰是他重新思索方向的時機。雖是正統學院出身，但羅永暉的巧變讓他從創作到教學都不那麼典型，好比在入行時，為了探究音樂的各種面貌而從事配樂，此時則是決定放棄演藝學院院長之位，脫離現代音樂的規範、回歸初衷，在 2003 年創立了無極樂團，將至今豐富的歷練與體悟正式導入劇場。

無極樂團欲勾勒的「意境音樂劇場」，其理念是從團員的心性陶冶和藝術修養出發，除了基本的演奏訓練，禪坐、京劇、太極、氣功、舞蹈、書法與各種藝文課程都是必須研習的功課。羅永暉解釋道，我們接觸中國樂器時，往往受到西方訓練形式的影響，只注重演奏技巧要好、要快、要準確，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精神裡的優勢和養份，東方音樂不必仿效西方的龐大編制，而是需要先向內發掘美感經驗後，再向外釋放。現今發達的科技可以模擬任何視、聽覺，但唯有人心不可，心境才是值得無盡探索，從而創造深層意境之物。無極樂團不使用樂譜，採即興演奏，憑藉的就是音樂家心靈間的交流和默契。

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羅永暉在音樂之路上不斷援引與宣揚的，自從 1995 年至美國擔任訪問學人，也開始接受許多中樂團委約，他發現在國際上，中樂開始走出唐人街，逐漸成為文化符號，具有樂觀的發展性。當中琵琶是他最為鍾情的中樂器，這種彈撥樂器能量高、幅度大、表現力強，從最猛烈的和弦到最輕柔的輪指，有相當豐富的技法，「聲音精細漂亮，其它樂器找不到的音階它都有，所以可以跟所有樂器接軌，它也非常有歷史性，很多現代作曲家很喜歡為這個樂器創作。」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曾在台灣寫過一首琵琶獨奏曲，繼而成為許多音樂比賽的指定曲目。

即將來台上演的《落花無言》，亦是先有琵琶獨奏曲，演出時再結合舞蹈與詩詞，但不同於過往多取材自中國文化，而是深受敦煌文化啟發後的成果。羅永暉在造訪敦煌之後，發覺那裡的文化是中國藝術與宗教的結合體，回到香港後向香港政府申請了一個兩年展演計劃「意象敦煌」，並得到敦煌文化弘揚基金會的支持，得以展開了一系列與敦煌相關的節目，除劇場演出，還包括邀請相關專家至香港演講，不單是身為總監的羅永暉，所有參與作品的台前幕後工作者，也都曾親身至敦煌考察、體驗，以確保作品涵納了所有創作者的共同靈感。

這樣關於生命哲學的題材，似乎需要觀眾有相當的歷練才容易體會，該如何令年輕族群接受與欣賞？羅永暉認為，首先劇場將是未來展演的主流，它有音樂，但又不像音樂會只能被動地坐著聽，而有更多視覺的刺激；欣賞音樂的形式會隨著年代變化，所以他先跨出一步，「劇場的魅力使只待在家裡聽音樂的人出來看表演，因為它是多重的享受，劇場裡有很多不同的事物同時發生，有舞蹈、燈光、演員的交流，每個年齡層的人都能用不同角度來欣賞背後的生命力。當然到了老年、比較有生命體驗的人可以用哲學思想的角度發掘得更深，但一般人能聽到好聽悅耳的歌曲、看到好的燈光，不管體會到哪，只要用心走進劇場，這裡就提供了很多不同元素，這點我非常有信心，不擔心會令年輕人覺得沉悶。」《落花無言》的大提琴演奏家羅詠媞正是羅永暉之女，音樂這條脈絡在羅家傳承到了第三代，女兒 12 歲即赴美國習樂，自茱莉亞音樂學院畢業後長居紐約，除了16歲時羅永暉為她寫過《飛絮》協奏曲外，就屬這次是父女兩人具紀念性的首次同台合作，他還透露女兒幼時選擇主修大提琴，其實是因為自己喜歡所以替她決定的。

從學生時代滋養著羅永暉的台灣，以及在往後人生讓他扎根的香港，兩地帶給他的情感與記憶，是否已經化做色彩、聲音，升華成為心境意象呢？他認為台灣平和含蓄，如泥土色一般，具有動感、蘊含各種生命能量；香港則總是居於中西、黑白、光影之間，有各種可能性和變動性。那麼，又有哪兩種樂器的音色能夠比擬台港？羅永暉篤定地說台灣像簫，優雅、自由，但始終不離東方韻味；香港是薩克斯風，充滿浪漫情懷與大都會的飛躍感。香港，交織著台灣的聲音，教人更期待它們在《落花無言》中與敦煌文化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