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微創 ╳ BIOS｜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製片徐國倫（下）

（接續上篇）

「第九單位」有電影即將開拍，剛才一進門，即見鋪滿整座空間的前製期劇組人員；尾隨徐國倫和黃志明監製打過招呼，我們遂就喧賓奪主似地佔領辦公室用以採訪拍攝，這裡的牆面和層架上有獎牌獎座，有代表台灣影史里程碑意義的電影海報，這麼一待著，不免滋生莊嚴與恢宏之心，話題也導向整體產業，「之前常跟志明哥聊，就電影而言，台灣跟大陸的關係有點微妙，會不會變成像美國跟英國、澳洲的關係？結論是會像美國跟加拿大。一個極龐大的工業在產生，人才往那裡匯聚，產業膨脹後所有東西上漲，製作就又外流到成本相對低廉的鄰近地區。」在徐國倫看來，既然難以忽略大陸電影蓬勃發展的事實，則應該去理解電影市場為何如此轉變，而他尚未參與過合拍片這點倒令人有些不解，他苦笑說每次接了就會停工，大陸號稱一年要拍 800 部電影，但一年只有 52 週，有多少部片可以上映？每部片又都需要主角，卻沒有那麼多人稱得上是卡司，演員量沒有跟拍片量等比上升，很多片就是因為沒有演員所以停工。

回看這幾年的台灣電影一度產量急增，徐國倫體察到一個迫切的問題，「工作人員沒有太多次機會去磨練同一件事，因為同時在成形的案子太多，以往要拍 3、5 年才能向上一階，如今職能上所需磨練的時間空間都被壓縮，一旦大家覺得你很不錯，你可能這次只是製片助理，下一次就要當執行製片了。以今年來講雖然台灣本身的片子變少，但外來的片子變多，又都擠在同個時間點，就發現人怎麼永遠都沒空，不能都是這些人在做，尤其助理們更要認真學，因為下次可能就要承擔責任。」他直言現在一輩的機會比起前人好太多了，過去要努力 5 年才能晉升，如今兩年就有，但能不能頂住，端看個人付出多少努力；《KANO》和《等一個人咖啡》都只雇一名製片組實習生，他原先的想法是找一個最有機會繼續拍片的人，但近來有感於從業人員實在供不應求，所以這次他做出調整，能帶盡量帶，希望把多一點人留在電影界，從基底擴大，才能夠從根本改變現狀。

大學前都在運動、打籃球，幾乎不看電影的他，成長過程中對於進戲院的記憶只有《大恐龍》（後譯為哥吉拉決戰皮歐朗迪）和《少林足球》，直到大一上學期修了藍祖蔚老師的課，才曉得怎麼看電影並產生興趣，他很快就決定畢業製作要自己拍片，然而拍完後亦確定了再也不當導演，「我擅長的是發想跟規劃，我可以預先設想很多可能性，但導演必須有更多現場即興發揮跟解決問題的能力，我不是這一路，如果我做副導，現場也會掛掉。」

製片是拍攝現場的大總管，看遍世間百態甚或光怪陸離，若要徐國倫舉出幾次永誌難忘的特殊經驗，他首選《KANO》拍攝烏山頭水庫時，站在裡頭打開閥門，以最近距離觀看洩洪過程；再者是《等一個人咖啡》，學生時期讀了許多九把刀小說，合作中得以親炙他的思考邏輯，「他的速度太快了，大概是常人的兩到三倍，跟他討論故事會覺得自己還差很遠；我們都是周星馳迷，這部片完成小時候的夢想，有機會跟周星馳的班底合作是滿另類的收穫。」提醒他別忘了因此認識老婆、結婚生子，他立刻聲明「這是最重要的」，他說拍片本身就很不可思議，每件事都值得回味一輩子。

入行初期總期待將來能做到某種類型或預算規模，如今他漸漸體會遇到志同道合、彼此激盪的夥伴，才是工作中最開心踏實的滿足時刻，「不管預算規劃、勘景或找演員，每個環節都是創作的一部分，拍片的人沒有對劇本或事物的角度，就很難把事情做好，如果要從工作中昇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看法，才會變成好的電影人。」他一邊歸納，一邊走在民生社區的夜色中，下午的大雨稍稍緩解了盛夏那股包覆上心的濕黏感，我們帶著攝影機與他繞行一周再回到起點，「第九單位」通明依舊，一部部電影，將繼續在這些拍片人的腦中與手裡成形。

【in 微創 ╳ BIOS｜ 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
近年介紹過不少新生代導演，顯現的是台灣電影青春朝氣的一面，然而新生的芽尖之下，都是仰賴無數從業人員築成枝幹，擔任強韌厚實的中堅，撐托起整座產業，該是時候令他們獲得多一些目光與關注。本系列專訪了十位術業有專攻的電影工作者，有的自片廠起步，有的是學院背景出身，資歷橫跨八〇年代至今，即使在攝製領域的職涯中他們慣於退居幕後，卻有許多經驗、故事值得以文字和影像記述，關於拍電影的種種，以及他們深愛電影的人生。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