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微創 ╳ BIOS|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美術指導蔡珮玲(上)
九〇年代的台灣,廣告與電影界各是什麼景況?如果拍廣告是家財萬貫、一擲千金的員外老爺,拍電影就是一窮二白、有志難伸的長工兒子,天堂和地獄的差別。21 世紀後情勢逐漸逆轉,昨日廣告或也今日電影了。那些年裡,出產最多電影人的除了藝術和傳播科系,另一批大宗是復興美工,蔡珮玲從美工科繪畫組畢業後,先後在室內設計與電腦動畫公司,覺得每天熬夜加班太辛苦,想換個朝九晚五的簡單工作,辭職後翻報紙看到「CF 徵美術設計」,她便在不知何為 CF 的情況下一腳踏進了,工作型態當然與原本期待的差個老遠,但實在很好玩,這麼一待,至今已近 20 年。
「我很難忍受一成不變,可以忍受的人就不會待在廣告圈,做廣告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很多不同的事,每次的腳本、每次搭的景都不可能會重複,一個月之內我們可以試很多支 30 秒廣告的拍攝技術,像燈光變化、場景轉換、手工製作各種機關。」只是單純的技術挑戰終不能滿足,那時候的廣告人開始有了電影夢,特別是像她這樣著迷於說故事的驛動之心,然而當下時空的廣告和電影不僅是兩個世界,甚至還互相對立、互有嫌隙,電影人認為廣告人是有資源有預算的公子哥兒,不可能吃得了苦,她即使跟侯孝賢導演拍過一系列麒麟啤酒廣告,但想跨足電影仍是困難重重,直到合作多時的廣告導演陳宏一有意嘗試長片拍攝,夢寐以求的機會才總算來臨。
等了 12 年,蔡珮玲第一部擔任美術指導的電影是《花吃了那女孩》,「這本來是短片,拍完一段大家都覺得很棒,決定再多拍幾段,最後是四段發生在同一間公寓裡的故事,劇組裡都是合作很久的廣告夥伴,默契超級好。」隔年參與的第二部長片《如夢》,香港導演羅卓瑤拿了台灣的輔導金,一半在台灣一半在上海拍攝,除了和全電影人合作,她也以此片入圍金馬獎,「那時台灣電影還很支離破碎,我們美術組一共七個人,真的好苦喔,連灑水、擦窗戶都要自己來,撐了四個月,之後就真的被認同是電影人了。」她直稱《如夢》是電影生涯中收穫最多、最為關鍵的一次經驗,美感強烈的羅卓瑤導演好似將她廣告人的腦袋重新編碼為電影人:一開始就設定片中不可以有紅色,光是把握了這一點,就讓整部電影很不一樣,風格會很統一;此外所有畫面中都要有燈箱,所以美術組用盡心思把燈箱設計在每個場景裡。她因此理解長片講究色彩整理、tone 調必須一致,這部片絕對性地影響她的電影美術觀。
有道是劇本為一劇之本,但每個人閱讀文字時,腦裡產生的世界卻可以天差地遠,美術的工作便是將文字轉換成真實空間,「我讀劇本時腦中的畫面非常具象,要用什麼空間和風格來呈現,然後拚命找資料來輔助說明,讓劇組所有人達成共識、都在同一個世界裡。我們其實也是演員的一種,演出的是人物之外的空間,電影的事件發生在某段時間軸裡,但是空間並不只存在於那時候,而是先前就發生了很多故事,住過什麼人,或是角色以前做過的事,都要表現在空間裡;空間除了要說故事之外,還要加上情緒,比如一個女人在哭泣,她所處的空間是要做得滿滿的、替她說很多話,還是要一片空白?跟她的關係要分得很開或離得很近?空間怎麼跟她對話?這些是工作時的思考過程。」讀完劇本,做出空間設定後,接著就是色彩計劃,這將決定整部片的 tone 調,其後包括道具、攝影、製片組找場景都得依附這個主軸。
以一般台灣電影製作規模而言,待她制定概念與架構後,便根據監製給的預算分配人力和搭景開銷,美術指導之下會有一到兩名執行美術,執行美術之下再有少至六人、多至十數人的助理組員負責準備道具,另外則是外援的木工師傅和水電、場務等相關人員。她本來想帶我們到林口阿榮片廠的木工房,那是她從入行第一天起,經常要灰頭土臉、渾身髒污奔走的製作基地,她的所有場景作品都在那間廠房成形誕生,許多電影裡的美術零件包括《星空》中那艘小船,也都靜靜在那安睡著。之所以由阿榮承接美術指導發包的木工製作,是因為電影場景所需的質量相較於一般實用物品,可以省下很多製作和搭建功夫,好比拍不到的背面就不用做得那麼漂亮堅實,但一般木工沒有這樣的鏡頭概念,「其實台灣以外的電影界,幾乎每個美術都有自己配合的木工師傅,不像台灣是附屬在片廠底下,我們的體制是比較奇怪的。」(待續)
【in微創 ╳ BIOS|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
近年介紹過不少新生代導演,顯現的是台灣電影青春朝氣的一面,然而新生的芽尖之下,都是仰賴無數從業人員築成枝幹,擔任強韌厚實的中堅,撐托起整座產業,該是時候令他們獲得多一些目光與關注。本系列專訪了十位術業有專攻的電影工作者,有的自片廠起步,有的是學院背景出身,資歷橫跨八〇年代至今,即使在攝製領域的職涯中他們慣於退居幕後,卻有許多經驗、故事值得以文字和影像記述,關於拍電影的種種,以及他們深愛電影的人生。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