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與政治的暴力，當中國勢力入侵台灣媒體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0.04.2019

編按：台灣媒體是怎樣一步步被滲透？媒體與經濟的選擇又如何直接影響了台灣政體的安危？在臉書管管之亂與媒體的第四權角色漸漸失能之際，台灣的閱聽讀者並沒有失望的時間，我們選取《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中深談中國政府如何以資本控制台灣新聞媒體，與台灣的學界與民間在漸漸意識到這些不可逆後的反應。

置入性行銷：中國政府購買新聞

據詹姆斯頓基金會那篇題為〈中國政府是如何試圖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的報告，中國政府滲透海外中文媒體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以全資或控股方式直接掌控報紙、電台和電視台。二，利用經濟手段影響與其有商業來往的獨立媒體。三，買斷獨立媒體的廣播時間和廣告，用於登載明顯來自中共官方的宣傳內容（台灣稱為「置入性行銷」）。四，讓來自政府的專業人士受聘於獨立媒體，伺機發揮其影響力。這些手法也用之於台灣。但這份報告寫作於網路剛興起的 2001 年，此後，網際網路使大眾傳播手段發生極大變化，中共在台灣媒體業的輿論操控還多了一些手法，即張錦華教授總結的「輿論控制六部曲」當中最後那條：「駭客攻擊與論述心理戰」。

2010 年 11 月，台灣監察院吳豐山監察委員在超過半年的調查後，確認中國政府以置入新聞的方式購買台灣報紙版面，對陸委會提出糾正案。在此糾正報告中，吳豐山指出，《聯合報》在 8 月 3 日、8 日刊登的湖南專題報導，包括〈魚米之鄉豬糧天下第一〉、〈雜交水稻之父成功增產 20％〉、〈八大精品旅遊路線遍覽三湘四水明媚風光與名勝古蹟〉等七篇報導，都是配合湖南省省委副書記梅克保率領的考察團來台採購，以「報導」形態呈現的置入性新聞。陝西省代理省長趙永正於 9 月來台時，《中國時報》分別在 9 月 13 日與 17 日刊登的西安、陝西的專題報導也均為置入，包括：〈陝西吃喝玩樂旅遊大省〉、〈千年古蹟稀世珍寶舉世獨有〉、〈科技實力超強經貿「錢」力無窮〉等多篇。

吳豐山還出示一份監察院掌握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媒體的合約書，指出，旺旺中時設在北京的公司，專門招攬中國政府的廣告業務，再轉包給台灣其他媒體，價格常是行情價的兩倍以上。這份《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契約就載明「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付」，足證中國官方以金錢購買新聞的事實。

新聞置入帶來的金錢收益讓合作媒體開始「自律」。張錦華比對湖南省副書記梅克保及陝西省代理省長趙永正來台前後的報紙，發現除了湖南省與陝西省的新聞置入之外，中國大陸的負面新聞也幾乎都不見了。張錦華認為，這種台灣媒體形同被中國政府「收買」的現象，其實已經是國家安全層級的問題。她警告說，「當這種有效率的不實宣傳全面塑造中國大陸美好的形象時，台灣人民就會覺得中國政府、中國大陸都是好的，卻不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嚴重的人權、環保問題。當有人指出中國的真實情況時，很多人會覺得有毛病，怎麼可能？慢慢地我們的警覺性越來越低，甚至很多人對中國政府產生了幻想」，最後有可能就是中國大陸「不費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地實現統一，這無疑讓台灣的民主政治和國家安全面臨雙重危機。

根據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統計，2010 年全年的中國大陸廣告高達 119 則，其中大半用新聞編寫方式處理。該報告還引用 2010 年 10 月間，國安局長蔡得勝在立法院秘密會議中的一段話：「大陸團採購雖有商業目的，但也有統戰成分」，應區分「首要目標和次要目標」的內涵。該報告還指出，中國大陸廣告幾乎全是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委託的「工商新聞」廣告模式，與政府的置入行銷並沒有區別。這些新聞置入的做法，不但可能影響台灣媒體的獨立自主性，使台灣民眾的「知情權」受到明顯的蒙蔽和戕害。

更令人質疑的是，其購置新聞背後的政商利益，完全有違新聞真實及自由透明化的基本法則。2010 年 1 月 12 號，立法院快速通過預算法修正案，禁止政府為置入性行銷編列預算，多年來的新聞置入做法終於停止。張錦華教授認為，雖然這是個指標性的進步，但還是讓人有些傷感，她說：

「像台灣這樣一個自由民主已經有相當水準的地方，我們還常常自詡為我們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我們的政府居然去買新聞，這本身是非常錯誤的示範。它只是把這個錯誤的工作取消而已，我們很難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只能說差堪告慰。」

親中媒體對公共事件的扭曲報導

台灣媒體的混亂對本土政治產生了極為巨大的消極影響，被視為社會最主要的亂源之一。2006 年 11 月，《天下》雜誌在台灣中小學的教師與家長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對於中小學生品格教育最具不良示範影響的前「三害」分別是政治人物、新聞媒體與電視節目。

在 2014 年以前，對台灣媒體遭受紅色滲透的擔憂主要來自媒體本身與知識分子，但在「太陽花運動」中，以中天電視為代表的台灣多家中資背景媒體刻意扭曲這次運動，並抹黑反服貿運動主要支持者的行為，引起台灣民眾警覺（編註）。

「太陽花運動」獲得全球 17 個國家、49 個城市的聲援，以及全球多語文主流媒體的關注。但在台灣主流媒體的報導中，這場運動的面目卻比較陰暗。與台灣境外媒體的廣泛聲援不同，親共台灣媒體側重於報導學生造成立法院財物損失、有學生喝酒、有員警被打等片面「花絮」。

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台灣學者管中祥發文稱：「大多數的新聞台一如過去對公民運動的報導，充滿著偏頗、扭曲、汙名、瑣碎與嘲弄，事件的『花絮』成了主要新聞，我們只看到爭議，卻看不到議題，看不到前因，只看到了當下的衝突。媒體彷彿戴上了偏光鏡，手上拿著帶有極光的利刃，無情且戲謔地揮向社會行動者」。

有民眾稱：「反黑箱服貿協議占領立法院進入 17 天，我們發現，『特定媒體』已經沉不住氣，開始針對能見度高夥伴，進行人格抹殺式詆毀攻擊，試圖打擊『太陽花學運』的士氣。」親共媒體對學生運動的抹黑早已經引起抗議民眾的不滿。在立法院議場外頭，TVBS 及中天新聞的採訪車不但被貼滿了抗議貼紙，甚至被人塗鴉，上頭寫著：「感謝 TVBS 作假新聞給我爸媽看」、「朝聖中共紅天電視台」。

更多台灣人將 Facebook、BBS 在內的各大社交軟體作為傳播訊息的主要平台。許多公民記者、網路媒體，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秉持「媒體不報，我們來報」的精神，在現場進行採訪，不間斷地進行報導，讓民眾在被扭曲的新聞裡，有機會看清抗議現場的面貌。台灣大學教授鄭秀玲不憚勞煩，經過數月努力寫成的《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為本次反服貿提供了專業分析，青年學生中有IT專業知識者，將這份報告通過視頻、PPT 等製作方式傳上網路，盡可能讓更多的台灣人看到，將他們吸引到反服貿協議的「太陽花運動」中來。

自從中國大陸對台灣實行紅色滲透以來，親中媒體一直肆無忌憚地履行大外宣職能。在「太陽花運動」中，他們本想向中國政府展示「咱們大外宣有力量」，沒想到被台灣民眾用更先進的傳播手段擊敗。

台灣學界高度關注中國政經介入導致媒體失衡

在歐美等民主國家，真正對大眾傳播媒體產生作用的力量，一個是賺錢的企圖，另一個則是為了獲取社會中的權力拼搏（傳播學者丹尼斯．麥奎爾語）。

在中國這種極權國家，受眾與觀察者知道媒體是受到控制的。但台灣的情況既不同於民主國家，始終有「中國因素」的影響，也不同於香港，實質上是一個政治獨立實體；更兼從專制威權政治形態中走出來只有三十多年，老一代與中生代還有爭取民主的集體記憶。在台灣的知識群體當中，不少人年輕時赴歐美留學，這種知識背景與成長經歷，讓他們非常敏銳地察覺到台灣媒體正在由高度自由向被「中國因素」操控的狀態轉變；為台灣民主拼搏的記憶，讓他們擅長行動。可以說，如果沒有學者們及時發現、批評「中國因素」對台灣媒體業的「紅色滲透」是對台灣傳播自由的嚴重威脅，就不會有「太陽花運動」中那種針對性極強的反抗。

1、台灣學者關注在地媒體的「中國因素」

據張錦華介紹，2010 年以後，台灣學界的論文開始探討「中國因素」的影響。戴瑜慧對中共黨國體制授意下，國營銀行提供銀彈支援，結合海外產業形成「中國國營銀行─中國私營資本家─海外侍從資本家」的三角聯盟關係，就是很精確的總結。楊琇晶比對中共對港、台媒體操控方式，指出包括「半公開的新聞置入宣傳、中國節目變相落地與收買名嘴以及兩岸媒體交流高峰會等」，發現即使是「以台灣為市場的親綠媒體，言論也開始迴避中共敏感議題，原因是北京刻意以開放市場為誘因，換取去除反共或台獨敏感言論。加上兩岸媒體交流尚有許多制度與法制上的漏洞，為了獲取更大利益，台灣媒體也開始頻繁出現『尋租行為』（Rent-seeking）」，這種「以商逼政」的策略，付出的成本就是台灣媒體「第四權監督權責與國家利益」。

李嘉艾在學術論文《台灣媒體生產政治中的中國因素與獨裁者邏輯：以C集團為例》，更具體地探討台灣傳統報紙，被來自具中國因素的集團收購後的新聞內容產製如何受到影響。研究發現被收購媒體言論已明顯的向中國靠攏；新聞專業也遭到報社所有權人的涉己利益介入，新聞淪為置入的對象：從 2008 年至 2013 年該報的中國人權新聞數量不斷下降。這個過程被稱之為源自威權資本主義中國和台灣資本家組成的「權力／資本聯盟」剝削台灣新聞的過程。

台灣新聞自由度何以跌落得如此迅速？綜合台灣各方人士的分析，屬於台灣自身的原因大約有以下幾種：

一，由於經濟狀況不佳，導致台灣媒體接受政府的置入性行銷。政府的目的是通過置入性行銷達到雙重目的：既可宣傳政策，又可籠絡媒體；二，修法壓抑媒體，使媒體動輒得咎，是指立法院通過決議，要公視的節目內容事先接受有關部門審查；三，向法院控告媒體，使媒體官司纏身；四，使用公權力修理特定媒體，造成殺雞儆猴、寒蟬效應。

根據台灣學界的評估，自民進黨主政後不再掌控媒體，媒體不因其言論或立場受到保護或壓制，台灣已經擁有完全的新聞自由。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台灣媒體生態進入失衡、傾斜與錯亂狀態，中興大學副教授林淇漾曾對這段時期台灣的媒體生態作出評價：

「這六年來（指 2001 年至 2006 年），台灣的多數媒體，逢扁必反、逢綠必反，卻又誇稱站在台灣人民的一邊、正義的一邊。但光就非政治領域的報導來看，這些媒體其實也背離台灣民間、台灣文化和台灣做為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在政治上，藍綠可以對決，統獨可以爭辯；但媒體沒有選擇藍綠或統獨的權利，必須在報導中公平對待藍綠或統獨，這才是大眾媒體的本分。遺憾的是，今天的台灣媒體，多數選了邊（指在藍綠兩種政治勢力站了隊），部分還靠了岸（指靠攏北京）。他們渾然忘了媒體是『社會公器』這樣簡單的道理。」

有鑑於此，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建議，行政院亟須提出全盤性的國家傳播政策，應該對外國媒體進行規範、比如將中國分為單獨一類。

2、台灣學界、新聞界對「中國因素」的反抗行動

不僅學界關注中國因素滲透台灣新聞界這一事實，台灣新聞工作者也會「依據其所在位置和資源，來選擇各種複雜的行動，去競爭、捍衛、抵制、應和或迴避，來協商來自中國因素／資本家控制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並展現某個限度內的自主權力」。

2012 年，六位資深學者林惠玲、林麗雲、洪貞玲、張錦華、黃國昌、鄭秀玲等就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分有限公司股權轉受讓案，組成一個《跨媒體法及其審查機制建立》研究案小組，經過非常認真細緻的準備，擬就一份長達 34 頁、包含十大說明的聲明──《嚴正呼籲NCC盡速駁回旺中購併案》，特別提到蔡衍明不合適的原因：已受外界詬病的公器私用、違背新聞專業自主價值外，更涉及違反台灣法規明文禁止媒體刊登未經許可之中國廣告和新聞置入。例如旺旺中時（旺中集團媒體）自 2009 年連續四年以來，已接受數百則以上來自中國各省市政府置入新聞，並擔任仲介，再為中國省市政府向其他台灣媒體購買新聞等等。由於台灣大學教授們指證的事實俱在，NCC 雖然通過了併購案，但加上了許多附帶條件，蔡衍明無法完成這些條件給出的要求，因此沒能完成併購，六位教授的提案成功地阻止了蔡衍明。

同年 11 月，台灣三大富豪中信金辜家、台塑王永慶家族、旺旺集團蔡衍明聯手入主壹傳媒，曾於 1990 年代初出版《解構廣電媒體》的台灣知識分子團體「澄社」，立即發表一份聲明，指出這些入主媒體者均在中國有龐大商業利益，強烈批評台灣媒體公器淪為老闆取得政治影響力、牟取個人私利的工具，危害新聞自由。這份聲明指出，與二十年前國民黨、政、軍控制言論自由相比，台灣媒體面臨的黑手更為可怕與隱晦，北京是以經濟利益作籌碼，直接間接利用少數財閥當媒體買辦，以更細緻手法閹割台灣媒體自主，進而異化台灣民主自由。

台灣知識分子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向台灣民眾講述了這些收買行動對台灣的影響：

一、以大陸市場為主的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以超乎市場法則的預測，突然以 204 億天價買下三中集團（中視、中天和中時集團），打破了原來壹傳媒集團（以反共言論著稱）擬以一半不到的價格企圖併購三中集團的規劃。旺中集團一躍而成台灣最大的媒體集團。緊接著又在 2011 年進軍有線電視集團，讓旗下公司出價 760 億台幣，向 NCC 申請併購中嘉集團下的11家有線系統台，同時再申請併購「反共」色彩較明顯的壹傳媒集團，包括《壹週刊雜誌》、《壹電視》、《蘋果日報》。

二、旺旺集團壟斷台灣媒體的意願非常明顯。中嘉集團旗下的台灣北部的系統台是幾乎所有重要的電視頻道上架的平台；收視戶涵蓋幾乎近全台灣 30％，《蘋果日報》的市場占有率當時高達近 40％。如果併購完成，旺中集團的規模將成為國內最大的媒體集團，傳播影響力將成台灣首屈一指的媒體霸主。由於其潛在影響力龐大，以及旺中集團表現的親中言論、缺乏容忍異議的作法、置入新聞破壞專業的行徑等等，將會極大地改變台灣媒體的政治生態。

在「中國因素」步步進逼的強大壓力之下，台灣學界和民間公民團體的高度質疑和抗議行動，激起了更大一波的學生和公民團體的強烈反抗。隨著台灣內部政治的變化，迫使中共不得不有所收斂，並改變其方略。也因此，從 2016 年起至 2018 年，台灣新聞自由度再度回歸亞洲第一名。但是，自由不是免費的，只要中共政權存在一天，對台灣的政治干預就會繼續下去，因此，中共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仍然處於動態之中，必須繼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