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宋欣穎《幸福路上》：平凡是拿來享受，還是拿來害怕？

幸福像城市裡橫生的魔咒，令人著迷，此咒對世人曉以大義，祝你幸福，你要幸福，一起幸福。於是幸福成了終點的白線，每個人在跑道上汗流浹背，以小確幸做氧氣筒，偶爾享受「小さくても確かな幸せ」，才不至於跑到缺氧昏厥。

「蝦米洗幸福？」年幼的小琪在搬家公司貨車上，問了這樣一個大哉問，隨著貨車越開越遠，她的人生像公路電影般展開。好的故事不必杜撰，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導演宋欣穎在芝加哥讀書時因為教授的這些話，轉頭回看在新莊幸福路一帶長大的自己，再以五年時間，催生出台灣原創動畫片《幸福路上》。透過這部動畫，她似以六年級生的身份尋找自己的幸福出路，也溫暖看顧台灣這塊土地，探索未來世代幸福的可能。

要做大事，還是要平凡的幸福？

《幸福路上》主人翁林淑琪出生於 1975 年 4 月 5 日，正是蔣介石逝世那天，父親說，大日子出生的小孩，將來要做大事。成為有用的人，改變社會，於是成為小琪心中的念想，只是長得越大，事情卻好像越做越小。這是個關於平凡的故事，台灣人常說享受平凡的幸福，但與此同時，卻又如此害怕平凡。

那麼，平凡究竟是拿來享受的，還是拿來害怕的？這天，我們和宋導一起回到幸福路上，中港大排的惡臭消退，幾個清潔人員忙著打撈水溝裡的落葉；她曾看過的那些布袋蓮、矮房子、雞舍、竹林也全留在記憶裡了，而她就要在這裡，回答關於平凡的問題。

「平凡的矛盾，是教育造成的，你們應該沒有，但我覺得遺毒應該都在。華人教育從小要我們力爭上游，做大人物大事業，我電影裡蔣公的偉人教育其實只是隱喻。」宋導無論外型和聲音都很溫柔，說起話來卻精準而直接。《幸福路上》裡，小琪讀到蔣公效法小魚逆流而上的課文時深受感動，立志要和他一樣成為偉大的人。

「以前小時候，家裡都會有推銷員來推銷兒童世界偉人故事，或是光復科學小百科，都是精裝本一套十幾萬，那時經濟發展很好，家人都會買，希望小孩可以讀。」宋導說，雖然如此，但華人本性是很實際的，「我們不會說這個東西美不美、給我們什麼感覺，只會問多少錢，好不好吃，吃了會不會養生？」華人思想，讀哲學和文學，長大會當乞丐，任何事都問實用與否。

不要管閒事、不要搞政治、考公務員鐵飯碗；要做大事、要功成名就、成為大企業家，兩種思想同時存在的狀態下，矛盾就產生了，每個人對要不要選擇平凡這件事，其實都非常焦慮。

平凡就已經夠讓人頭疼，再拼湊上幸福兩個字，就成了如鬼魅般無孔不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句式：平凡的幸福。而宋導已經發展出自身對於「平凡的幸福」的一套說法，她認為，去承認自己的平凡，就是達成平凡的幸福的第一步。

「你一定要去面對自己的平凡，去面對自己的不美好、缺憾、失敗，那個所謂的自己的平凡，不只是自己的，也包括你的出生背景和成長環境。」曾經到日本、美國留學，宋導對這點感受更為深刻，「去到先進國家，一定會羨慕，一定會。但我沒辦法，我不是那裡的人，我必須接受台灣的交通亂、講話大聲、貪生怕死，接受了之後我就可以接受我平凡的人生，不會去羨慕遠方。」遠方也有遠方自己的問題，也有自己的不美好得面對。

或許就是因為想通了這些，宋導才決定回到台灣，這個終究屬於自己的地方。在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後，她曾短暫在美國一間大型特效後製公司上班，深感內心導演夢若要在那實踐，遙遙無期。「我年紀比他們都大，經驗比他們要多，但門一打開裡面都是年輕白人男性，那就是所謂的 white boys club，黑的黃的都沒有。我應徵上剪接助理，他們還要我管理投影機、接電話和泡咖啡。」

年長，華人，女性，彷彿是宋導的三宗原罪。但她不願這樣妥協，因為她說，她就是適合當導演。

一個人，沒有同類：我就是適合當導演

「我為什麼想當導演？因為我就是適合當導演。」這聽起來霸氣的言論，後面卻接著宋導的崩潰：「我不會 make coffees，我就是做不好！而且我超路痴的，也沒辦法擋交通，所以我當製片也會很慘！我也不能當副導，我沒有那方面的行政管理能力，這些每一項都是專業！」宋導說，自己有很好的表達能力，又喜歡說故事，導演才是在這產業中，屬於她能力值分佈的位子。

我發現，宋導很敢於說出自己的優點，她卻說，女生講這種事，好像會被人覺得挺囂張的。「如果今天是個男生說，我覺得自己工作能力很好、我喜歡很屌的東西，人家會覺得很帥，像雅喆就好帥，我也覺得他好帥！可是女生講這種好像就很糟。」說起楊雅喆導演的帥，宋導靈魂裡的少女心好像被擠了一些出來。

「我這樣很容易被討厭是真的，因為人不喜歡違反刻板印象的東西。我是個年長的女性，而且女性特質非常明顯，很多女性電影工作者是非常 man 的。我的工作團隊裡有很多年輕男性，他們看到我時，會覺得我是個親切的姊姊，但當我講話犀利、要求嚴厲時，他們是會害怕的，因為我和他們的期待不一樣。」

「他們覺得你是姊姊時，那種公私的界線會很輕易的被混淆，他們會想跟你講很多私人的抱怨、工作的情緒，但我想講的是，如果你今天面對的是魏德聖導演，你是會先講這些，還是會先把你的工作做完？」

陰性氣質明顯的女性，要成為領導者，必須不斷來回劃分親切與權威之間的界線。宋導在美國期間，認識一位金髮、身型嬌小的波蘭裔攝影指導，她從來不笑；另一位隨時散發 gangster 殺氣的女性系主任也提醒宋導：沒事不要笑，因為那會讓人覺得妳是傻妞。「我不認同，可是它 somehow 又是真的。」宋導說，電影工作者其實不乏女性，但導演卻不多，因為當群體中有鎂光燈出現時，女孩子通常會退到後面，一個積極發言的女性並不受歡迎，所有產業皆然。

「教育讓女性從小缺乏自信，我們永遠都在在意外界的眼光，從外表，身材，表現，是不是好女孩，夠不夠端莊美麗，是不是講了粗暴的話傷了別人的心？永遠在擔心這些事情時，很難當 leader，因為你要 make decisions。」

「但潔西卡崔絲坦不是有說？如果這個業界，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電影工作者，她們不要只是梳妝師、場記、副導，而是創造故事、領導故事的人，那我們就會有更多女性的故事，以及女性想看的故事，這是一定的。」一個人，沒有同類。宋導說這就是她作為女性導演的感受，創作本身當然是孤獨的，但她仍期盼一路同行的人能越來越多。

我是誰？我是什麼東西？

《幸福路上》呈現了許多關於認同的問題，小琪上學之後被老師要求不能說台語，只能說國語；阿嬤是阿美族原住民，所以她是不是同學口中的「番仔」？；從小看著卡通裡金髮碧眼的小甜甜，幻想自己總有一天要到美國，找到自己的王子；和美國人結婚後，再次在幸福路遇上台美混血的國小同學貝蒂，此刻誰是美國人？誰是台灣人？

忙著跑宣傳的宋導到下午還沒好好吃頓飯，聊起認同，她咬著咖啡店的三明治說，自己在九歲的時候，有天突然意識到：「我的靈魂為什麼在我身體裡？別人的身體在別人的身體裡，所以他們在想什麼，我怎麼不知道？」只是在這突然的開悟後再次認真思考起「我是誰」，要到她去美國以後了。

「很多人勸我在美國生小孩，說趕快生一個小孩變美國人。故事不完全一樣，但我電影裡的阿文表哥是真實存在的，他那時和我說，如果不想當美國人，要趕快回台灣，因為留在這裡，就永遠回不去了。」阿文表哥是很台派的人，太太是宜蘭人，也堅持和小孩用台語溝通，「但他們小孩是不肯講台語的，甚至連華語都聽不太懂，他媽媽如果說『媽媽去買咖啡』，小孩會說：『媽媽 what?!』」親眼目睹如此情況，刺激宋導回看認同這件神秘的事情。

「我是誰？我是什麼東西？我是台灣人，我到美國生了小孩會是美國人，我爸爸媽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可是我媽又有阿美族血統，從小『番仔』這個詞常常出現在我們家，好像講的是別人，但我爸媽吵架的時候，我爸就會罵我媽『番仔』。我阿公還覺得自己是日本人，說他從小拿的是日本護照，為何現在去日本要走外國人入境？」

宋導說，這當然是族群多元的台灣常常得面對的現象，「我們的捷運上要播放好多種語言，但日本不會這樣啊，不會到關西的時候突然有關西方言，因為大家認同是一致的。」但這又何妨，她玩笑著說，「雜種」是特別堅強的，她說喜歡歐巴馬在一次記者會上說過的話，「他說想領養收容所的狗，因為牠們大多是雜種，跟他一樣。」They are mutt like me. 身為雜種的我們，特別有草根的硬底氣。

我不知道八年級生要相信什麼

宋導是六年級生，這代表她青春少女時期除了身心靈變化，還搭配有解嚴的奔放衝擊。這回《幸福路上》說的是那年代的成長故事，但幕後製作團隊的平均年齡大約落在二十五歲，大多是八年級生。我問宋導，相差二十年出生的六年級和八年級生，看到的台灣有哪些不同？

「我覺得每個年代的人都會迷惘、孤獨、無助，但在我小時候是進步的氛圍，剛剛解放，各種非常多新的思潮和抗爭，雖然電視上都會說那是暴民啦，我覺得那整個氛圍是向上的。包括你看小琪和貝蒂小時候賺錢其實非常快，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賺得到錢，但後來我們也嚐到苦頭，四十歲之後整個都變了，不像我們媽媽那個年代，努力十年就能買房子。」

至少，六年級生還有機會擁有共同信仰的價值：只要你努力，你一定會成功。宋導說，她看著八年級生，卻不知道他們該相信什麼。

「現在的年輕人面臨的是無助跟絕望，我們有了一個很大的運動，換了一個新的政府，但新政府的荒謬言行，跟上一個政府還是很像的，那我們可以相信什麼？過去我們抗爭，性別越來越平權，勞工權益越來越好，那現在呢？再來就是貧窮，我覺得年輕人很貧窮，這個不用講大家也知道，到底要相信什麼？」教改的一代，自由的一代，能一起相信的正面價值卻消失無蹤。

宋導說，作為中年人，自覺六年級生真的很幸運，至少經濟狀況好的甜頭，還能嚐到一點，那大概就是《幸福路上》裡，小琪穿著北一女制服的時候，她跳躍著穿過抗議人潮和戒備警察，青春無懼，感覺世界就要好起來了。宋導坐在我對面，為年輕人的處境嘆息後，自嘲地說：「我這樣大鳴大放真的好嗎？算了，不怕，我不在意了。」

一天沒畫到 1.5 秒？食べられない

領著一群八年級生，嘗試做台灣原創動畫，到底會遇到哪些困難？宋導說，也許有些人不認同她的說法，但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台灣就是沒有動畫工業，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動畫師的技法再好，也很難進步、長期運作下去。

「其實我們每年出產很多動畫、電影系學生，我敢說以人口比例而言，產出的人數沒有比美國少。但為什麼我今天想要找編劇或做動畫，我湊不到即戰軍？因為動畫跟電影一樣，不是一個人能做起來的，要一群人齊心協力去做，但是每個人都要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健全的工業系統，能讓藝術家有專業角色扮演的依歸，而非換人做就歸零。

「譬如說，A、B 兩位化妝師做出來的造型會不一樣，但他們都要去了解導演要的是什麼，然後 contribute 自己的東西。目前依我的經驗，我們動畫的 team 很難訓練到這一點，可能進來之後來開始練，訓練好了，但我們解散了，因為錢只夠做到這裡。」台灣的環境和投資心態不足以支撐工業，「建立起來的話，你再 hire 新血，前面的人也會教，譬如你是 stage designer，你應該要發表什麼意見、怎麼做，可是我們都沒有，一直打掉重來。」

新海誠在推出《追逐繁星的孩子》時，來台參加大師講座，當時宋導擔任他的日文翻譯，兩人曾有交流。「那時他很清楚跟我講，在他的公司，動畫師如果一天沒畫到平均 1.5 秒的原畫，食べられない，就是沒飯吃。但如果我真的在台灣這樣要求我的動畫師，那他們真的沒飯吃，因為他們做不到。」環境沒能讓年輕人大量練兵，工業當然也挑選不到人，這樣的循環在台灣還是不斷發生。

雖然如此，宋導作為一個看過台灣起落的六年級生，繞了地球半圈，還是回到這裡來，在沒有什麼前例可循的狀態下，以《幸福路上》打磨出眼中的台灣，並在親身碰撞過後，期待動畫圈能有更好的未來。她理性節制地做這部半自傳式的動畫，沒打算追求一些催淚片「涙を頂戴」（給我眼淚）的效果，卻發現許多人看完後雙眼紅腫地走出影院，無論看完後能不能得到「蝦咪洗幸福？」的解答，這部片都像是送給台灣一份愛的禮物，一份深深的祝福。

採訪後記：安室，祝福妳的第二人生

宋導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報社日本娛樂線記者。那是安室奈美惠、濱崎步、SMAP、近畿小子等偶像的黃金年代，原本一句日語都不會講的宋導，也是因為這份工作給了學習日文的契機。幾個月前安室宣布引退，日前也掛著淚眼唱完最後一次《紅白歌唱大賽》，而宋導對她其實還是有些感情的。

「我為她感到高興，她來台時我採訪過她，每年都要去看她演唱會。我也是很認真研究過她的人生。」19 歲爆紅，21 歲懷孕生子，後遇母親在沖繩被害，人生波瀾壯闊，還得在淘汰快速的演藝圈站穩腳步。

「我不可能知道她全部的故事，但我能以一個身為女性和影劇工作者的同理，為她感到高興，她終於要退休了，經過這麼多風風雨雨，要這麼美、這麼堅毅地繼續從事演藝事業，真的很不容易，而她做到了，一定很累，我祝福她。」

看安室引退的訪問影片時，宋導還看到哭了。她看著自己過去曾因工作必須偷拍、堵人的明星終於要卸下重擔，眼神裡有感動，直說人生有黑暗都是正常的，但不該以一種挖瘡疤的方式去做。我想，除了安室，宋導也是終於找到自己值得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