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紀錄片導演萊拉．巴卡尼娜：即使痛苦，還是會有好笑的事啊

生於蘇聯，長於拉脫維亞，今年 55 歲的導演萊拉．巴卡尼娜（Laila Pakalnina）內心住了一個搞怪少女。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請到這位拉脫維亞知名導演擔任焦點影人，稱其「獨具慧眼，經常在平凡事物上發現其不凡之處」，但紀錄片大師飛來台北參展這幾天，臉書上不說電影，而是充滿生活的 NG 片段：想跟粉絲學卻失敗的手指愛心（看起來像手指抽筋）；硬是塞進兩個無頭假人模特兒中間拍照，許願自己不會有天失去這顆腦袋。她觀看世界自有獨特視角，能從再平常不過的場景中看出幽默及生命力。

1991 年大學畢業後的第一部紀錄片《麻布日記》（The Linen），拍攝貨車送洗亞麻布料的日常工作，與醫院裡病童的生活互相對照，萊拉便以初生之犢之姿入圍坎城影展。至今累積三十多部作品的她，也隨著這些作品飛向世界各地，是柏林、威尼斯、坎城等影展的常客。她說，電影是她說話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她從十七歲就想學。

其實，我不確定能不能拍電影

「那時候，我突然發現電影裡有很特別的語言、很吸引我。我就心想，好想學怎麼說這個語言。」萊拉說起電影，眼裡有孩子的興奮。自高中以來，拍電影一直是她的志願，她補充道，但在那之前，她的夢想是當冰淇淋銷售員，說完自己咯咯笑了起來。這大概可以說明為什麼她會在晚上八點的老咖啡館裡，戴上老花眼鏡、在菜單上鎖定冰淇淋紅茶。

只是，因為招生流程問題，萊拉剛開始並未如願進入全蘇聯唯一的電影學院，而是先去讀了新聞，「我內心已經想做電影了，所以就選了個感覺比較接近的東西。後來發現，在那種社會主義的氛圍之下，比起做新聞，電影還是比較有機會說點什麼。」若說新聞是窒息式地被控制，那電影大概還有幾個縫隙可以呼吸。畢業後她順著有氧氣的地方走，終於來到莫斯科電影學院，成為塔可夫斯基的學妹。

「那時候（拉脫維亞）還沒有獨立，所以雖然我在讀電影，但我其實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能拍電影。」萊拉說，當時說的「電影產業」，其實就只有一間片場，直接受政府管制。我問她，不知道能不能拍電影，為什麼還去唸？她又笑了，音量和聲調都提高，「因為覺得我最後還是會拍電影啊！這就像一個夢想，即便不真實，你還是會想要嘗試。」結果真的被她等到了，1991 年，萊拉還沒畢業，拉脫維亞宣布脫離蘇聯獨立。

我們失去了整個世代的電影觀眾

「電影是我們最重要的藝術形式。」（Of all the arts, for us the cinema is the most important.） —— 列寧，1919

獨立，對拉脫維亞的電影工作者而言固然是件重要大事，但萊拉說，他們在開心的同時，也意識到電影產業整個被摧毀了的事實，「在蘇聯時期，都是政府付錢拍電影，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列寧說的那句名言，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他或許是對的，但他在講的可能不是藝術，而是將電影作為宣傳機器（propaganda）。」沒有電視的社會主義時代，電影成了最佳政令宣導的管道，當局者當然願意投注資金，然而，現在呢？

「沒有錢啊，前幾年根本沒什麼本國的劇情片，紀錄片相對有點存活了下來，因為不太需要那麼多錢。」拍不出本國劇情片，人們也就漸漸失去了觀影習慣，後來，拉脫維亞就如同其他非強勢文化輸出國一樣，被好萊塢大舉入侵，「我們的電影就失去了整個世代，現在的年長者，只覺得電影是給年輕人看的。」獨立至今二十多年，像一段困難的重建之旅。即使如此，對萊拉而言，拍自己的電影依然是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拍電影、不讓觀眾看好萊塢就算了？因為我們要建立身份認同，拍自己的電影、呈現國家的獨特特質。像我覺得動畫也很重要，要給小孩子看自己國家的東西、說自己國家的語言。」整個世界的電影太多了，但拉脫維亞人不拍拉脫維亞電影，誰會去拍呢？我說，台灣或許也正面臨相同挑戰，小國小民力抗大鯊魚，結果萊拉卻不能接受我說台灣小：「小？！台灣有兩千多萬人，拉脫維亞只有兩百多萬啊！」啊，好的，抱歉。

她說，小地方，讓「電影是藝術」這件事變得更單純、合理，不必迎合大眾市場，反倒讓小巧的東西有機會在黯中發光。

「我覺得觀眾多大真的不是問題，那對製作人才有意義。除此之外，每種電影都有觀眾，如果觀眾越大代表電影越好，那全世界最好的電影就是肥皂劇啦。對我而言，商業片是娛樂、沒有不好，人們就是需要娛樂；但藝術是藝術啊，其實就像在音樂裡會有流行或搖滾，即便彼此像不同的星球，但偶爾也會相遇。」

她停了一下繼續說，「雖然不太常啦！」然後自顧自地又笑了起來，繼續攪拌她的冰淇淋紅茶。

想要看懂電影，本身就是錯的？

除了觀眾大小不重要，在萊拉的作品裡，故事線也永遠不是最重要的。我大概沒什麼慧根，初看她的幾部電影時，數不清頭上冒出幾個問號。

《夢之地》（Dream Land）裡，她拍攝垃圾場裡的生命，總是讓人有點害怕的老鼠才剛被她拍的有點可愛，下一秒就被貓叼走；在《水》（Water）中，女孩來到游泳池游泳，竟被管理員警告「水很冷喔，妳確定？」真正跳入水裡後，又發生一連串令人有點毛毛的事件：正經八百的男子朝她吐口水、把一隻隻肥嫩的魚丟進池裡；《黎明公社》（Dawn）中，捍衛蘇聯革命理想的男孩揭發了父親的反體制陰謀，因而展開一部明明以人為主，卻又覺得人不是主角的電影。

「電影的語言是很全球化的，像我現在在這裡，我離我家鄉、拍電影的地方很遠，我說我國家的語言你們聽不懂，可是你們能看我的電影。」她明白自己無法討好所有人，因此更加灑脫，「你不可能為所有人拍電影，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我們也才需要不一樣的電影。」有人分析她受里加詩意紀錄片學派影響甚深，也有人說她屬於新寫實主義一派，但萊拉本人並不這樣要求觀眾，在觀影當下別想太多、只要盡情享受與電影的連結。大多數時候，我看不懂。她似乎有想表達什麼，但我無法形容？萊拉看著我說，「或許『想要看懂電影』這個動機本身就是錯的？」她回憶自己第一次看費里尼電影時的感受，「我感覺，嗯，這是個好東西，但我無法解釋好在哪裡。這就是為什麼我通常不喜歡在放作品前對觀眾說話，即使有時非說不可，我也會說，你不需要懂我的電影，因為電影無關理解，而關乎感受和情緒，試著去感覺吧。」她說，像《黎明公社》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大家去查也查得到，但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拉脫維亞是個小國，來自各地的觀眾對其一無所知也是自然的。

去除故事線，萊拉在畫面和音效上花更多時間，回歸自然的狀態，看電影本來就是用眼睛和耳朵，「視覺和聽覺應該各佔 50%，兩個都很重要。不過影像的剪輯我會很快，在聲音上我通常會花四倍的時間。」相較於當代劇情片的配樂時常被擺到最後、製作時間也壓縮，她的想法非常特別。

萊拉曾在一次專訪中提及，自己開始重視聲音，是因為一次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拍片經驗。當時他們用的是一台噪音極大的老舊攝影機，拍攝過程中不斷發出噠噠聲干擾，最後他們不得不丟棄所有音軌，重新錄音。後來，她便養成了分開錄音、再堆疊音軌的習慣，有些音效也不是在當下錄的，說起聲音，她常常用的是「氛圍」（atmosphere）這個字，或許海的「氛圍」也能疊在城市上啊，她說。

真實的東西，還是要從紀錄片裡拿

從紀錄片開始，但拍電影拍了超過二十年，萊拉不斷在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來回，她說，這是她點子不斷的秘訣。「我知道很多導演拍了劇情片，就再也回不來紀錄片了。其實我一開始真的只想拍紀錄片，因為我覺得觀察生命非常有趣、很有啟發性，結果畢業六年就拍了第一部劇情片。」萊拉表情有點調皮，「但那時我卻發現，我還是好想拍紀錄片，我覺得它給我更多素材，拍劇情片當然比較多技術面的成長，但很多真實的東西還是要從紀錄片裡拿。」為了這份真實，萊拉也不怕辛苦，像拍攝《夢之地》，團隊得在垃圾場搭建臨時的棲身處，然後無聲等待，等待一隻鳥、一隻老鼠、一隻貓，最久一次超過 36 小時。

不怕等待靈光，萊拉考究生活，以紀錄片、劇情片雙軌並行的方法，讓自己不至於無聊。靈感枯竭？於她而言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萊拉說，自己並沒有想要透過電影說什麼，一直持續地拍，是她自發性的需要，她表達的方法。

「很多人說人生下來就是在承受痛苦，但對我而言，即便人生真的有痛苦，還是會有好笑的或是開心的事。」她的作品只是如實地反映她眼中的世界，可能有點瘋狂、有點幽默、有點諷刺，甚至有點悲傷、有點詭異。她不把懂或不懂視為觀影標準，鏡頭裡被野放的人與動物充滿荒誕，既然真實世界什麼都可能發生，若我們只是為了正確答案活在這世上，不就太無聊了嗎？

【採訪後記】

這天專訪發生在晚上時間，眾人都有點累了，只有導演還神采奕奕。

有超過十年慢跑習慣的她前一天才飛來台灣，打趴時差，據說早上六點就起來跑步了。

而且她還經過一整天 TIDF 的跑攤行程，甚至因為點了那麼童趣的飲料而笑容滿面。平均年齡只有她一半的團隊到底為什麼這麼軟爛——我們到底在喝什麼提神的咖啡？以下分享導演與冰淇淋紅茶的相遇故事：

「嗯嗯嗯嗯——我從來沒看過這種飲料，我的冰淇淋紅茶（浮誇）」
「（攪攪攪）⋯⋯嗯——看起來怎麼像啤酒？」

『原來啤酒才是妳想要的嗎？約錯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