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婁燁、賈樟柯之後⋯⋯中國八〇後導演生態群像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5.06.2019

［文｜馬曼容］

1980 年代，中國電影的產製開始蓬勃發展。前有第五代導演以傳統民俗文化為題，強烈的色彩風格，重新回望舊時代傷痕，體現改革初期的新思想中國。來到第六代，則從影像本體出發，描繪生活的寫實面貌，也關注草根人物生存狀態。不遵循被建構好的影視體制，跳脫時代框架的自由與叛逆，成為這一代的指標特色。

風格的多元嘗試及題材領域的不斷擴展，讓該時中國電影成功在世界嶄露頭角，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當張藝謀、陳凱歌、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等人，從初出茅廬的新銳身份，轉變為躍上大舞台的知名導演，他們繼續遊走於商業及藝術之間，拓展個人作者風格。而在他們身後，也有一群承先啟後的 80 後新銳創作者們，延續先輩們的電影之路，以具顛覆性的影像實驗，開創屬於他們的電影新視野。

中國 80 後世代，可說是在夾縫中誕生的一代，他們所要面對的產業環境，是經濟飛速發展、影視熱錢滾動的商業電影市場。當原創 IP 成為炙手可熱的投資項目，票房也成為投資方的主要考量，更因網路平台的迅速崛起，改變原有的電影產製生態及閱聽者習慣，不少後起之秀更早已轉向可圖利的電影之道。但之所以讓這群電影創作者綻放光彩的原因，不僅出自於個人對藝術追求的堅持，另一方面，政府及影展也積極推動新進影視人才的栽培。諸如西寧 FIRST 青年電影展、平遙電影節、上海電影節等，通過影視項目的創投媒合會，讓創作者藉此拓展影視人脈，獲得製作缺口的資金，也為日後牽繫起合作機緣。此外，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主辦的「青蔥計劃」，則針對劇本的孵化評選及導師工作坊的指導，讓青年導演逐步完成他們的長片作品。加上更多幫助電影新銳的製作公司，如導演寧浩的壞猴子影業，主持的「七十二變」電影計畫，及國際發行商視幻、赤角的成立，也為創作新鮮人們提供另一條讓作品走向國際的捷徑。

這樣的集體現象，或許不能歸類是一股中國新浪潮的誕生，反而是因現實大環境所迫，年輕創作者該怎樣在僧多粥少的中國電影圈裡突圍，佇立於這擁擠的人才世代。當一人作業的工作台、靠親朋好友組成的小劇組，與入不敷出的微薄製作費，都成為這群獨立電影工作者的日常。不願放下電影夢，也不願向現實妥協的他們，透過努力堅持所換來的甜美果實，終屢屢在各大影展獲得亮眼成績。尤其新銳導演們的驚人產量，更讓世界的焦點再次轉向這群後生可畏的中國 80 後世代。

不同於出自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五代導演，或是具反思時代精神的第六代導演，這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青年導演們，不再有明確的世代劃分，能讓他們能被集中討論的，是如何別於過去不易獲取觀影機會的稀缺時代，通過當今更富足的影視資源及學院教育，來增加對電影美學的觀察。大量觀影經驗，成為他們補足電影知識的管道，舉凡歐美到東南亞，甚至地緣相近的港台，都是這群新銳創作者的電影啟蒙。吸收、反芻、再編織，也反映在他們的影像美學中，透過長期累積的批判思維，重新解構影像，探討創作的本質與邏輯，並融合對藝術的獨特見解，與視聽手法上不斷的嘗試摸索，磨礪出獨樹一幟的作者印記。

無法被概括的多元主題，及在音畫上不可被歸類的實驗手法，或許也是 80 後世代不能被輕易定義的主因。綜觀他們所取材的故事，有的以自身經歷為背景，從童年回憶裡保留家鄉的熟悉面貌，透過剪輯上的多重互文，產生時間與空間的微妙疊合。出自 1996 年出生的祝新之手，《漫遊》（Vanishing Days，2018）以宛若阿比查邦的亞熱帶濕潤氣息為底，結合蔡明亮電影中潺潺水聲的母親意象，在有機組建的聲音及影像裡，帶領觀眾穿梭於現實與虛構之間。敏銳的電影美學與才氣，僅以兩萬人民幣成本，帶來強大視聽體驗。

榮獲鹿特丹金虎獎的《完美現在時》（Present.Perfect.，2019），導演朱聲仄運用網紅當道的直播生態，擷取碎片化視頻拼湊，藉由虛擬空間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刻反思，同時探討「直播」與電影的介質重組關係，引發觀影者激盪思考。歷時六年製作的定格動畫《女他》（SHe，2018），導演周聖崴則取材日常物料，融合性別及勞資處境議題，以鞋比喻為求生存的瘋魔吃人體制。極具批判性的劇情，一針見血地端詳這帶有性別刻板的制式社會。

除了鏡射當代社會思潮，不少電影也以熟練的視聽語言，抒發對生命的深刻體悟。導演許振昊將《乘客》（Give Me A Ride，2019）取景重慶，通過主角返鄉歸家的重新認識，在迷霧中賦予影像神秘氣息，也於蒼茫間匯集壓抑的孤獨靈魂，溼漉的內斂影像裡，沉浸出緊繃的人際關係。以輕鬆浪漫調性呈現的《星溪的三次奇遇》（Three Adventures of Brooke，2018），導演竹原青從一段尋找星星小溪的亞羅士打之旅，用三段式章回敘事的時空語法，交織洪常秀的閒聊與侯麥的悸動，道出人生機緣的甜蜜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