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影評｜《插旗攻城市》：呵呵哈哈過後的沈思繞樑

在《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接近結束的地方，有個段落的情境是：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在周遊列國完畢，蒐集完各種好點子準備「帶回家」的同時，以旁白點出：這些理想其實有很多源自美國，所以應該換我們（美國人）自問：「別人辦得到，我們怎麼可能不行？」

上面這段話，讓電影的收尾顯得樂觀充滿希望。但在此同時，背景搭配的音樂卻來自2000年由碧玉（Björk）主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執導的電影《在黑暗中漫舞（Dancer In The Dark）》⋯⋯

那是一個難民母親為了治好兒子的眼疾，在60年代的美國受盡階級剝削，更捲入殺人案，但她熱愛音樂而總是逃遁到幻想的世界裡，即使最後被判謀殺絞死，依然唱著歌的故事。電影看到這，我無比好奇這段配樂的挑選，到底是不是故意的？究竟有沒有「弦外之音」？麥可摩爾是想藉著該片的主題（寬容地）提醒：所有犯錯的人背後都有不得已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嗎？還是想（殘忍地）戳破：樂觀唱歌的背後，其實只有穩死的命運？

（依我看，更大的可能性是他根本沒想這麼多。因為這部片左看右看，都沒有要那麼「認真」的樣子⋯⋯）

《插旗攻城市》是一部記述摩爾到許多國家——幾乎都在歐洲——去「取經」的過程的紀錄片。他搞笑自稱侵略者（Invader），四處去搜刮別國在特定領域的美好表現，將背後的思維、心態、作法「佔為己有」，帶回美國參考。然而藉由流暢的敘事，層層說明讓人（至少在看的當下）抓不到破綻的推導，精準的喜劇時機（comic timing）掌握，加上摩爾本人大智若愚、很容易與受訪者打成一片的特質，讓這裏的「invade」其實更像「invite」，邀請這些受訪者無私地敞心分享，也邀請觀眾和他一起參觀、驚嘆這些「世界奇觀」。最後更邀請這些思維回美國。

這些國家及議題包括：義大利的「八週起跳基本年休、強大的工會組織與快樂的企業氣氛」，法國的「全套營養又豐富的學生午餐」，芬蘭的「又短又無回家作業的學校教育，及全球第一的教育品質」，斯洛維尼亞的「免費大學教育」，德國的「短工時高效率」還有「對大屠殺歷史教育的用力扎根」，葡萄牙的「毒品除罪化」，挪威的「教化型監獄及人民對死刑的看法」，突尼西亞的「後革命女性平權」，最後是冰島的「女性參政風潮」。

做為全世界票房最好的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一旦出手，一定不會乖乖的，一定要違反（某一派的）紀錄片倫理而表彰強烈的立場，而且毫不掩飾以偏概全，近乎譁眾取寵。這造成他過去的作品有時會過度引導，觀點和資訊的揭／掩偏狹，變成單向的教述狀態，缺乏思考和討論的雙向性。不過多年下來，這幾乎也成為觀眾和他的默契了，無怪乎媒體會形容，他的電影是「喜劇式紀錄片」。

有趣的是，在小布希政權於 2008 年結束之後，他的創作量也大幅下降——但明明包括史諾登事件，無人機殺人行動的激增，及美國用數位病毒攻擊伊朗核子設施等等大事，都發生在歐巴馬政權。來到《插旗攻城市》，他的態度比起過去，巧妙地從「我們哪裡做錯了／誰誰誰根本是壞人！」變成「別人哪裡做得比我們好／我們要加油！」這種種，多少也體現了他的政治選擇吧。

當然，沒有人說談論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就一定要針砭缺失，「取人之長」仍是有意義的。尤其電影開始沒多久，摩爾就自己打預防針，表明他知道這些國家也各有各的問題，但他是來「摘取花朵，不是收割雜草的」。不論背後有什麼複雜的結構性成因，也不管這些國家在其他方向有什麼更嚴重的困難，在這幾件事情上，他們的確做得好。那些美好的雲朵總和，真的讓我們看到當代人類可以擁有的理想國，一個值得用「美國夢」的浪漫熱血再次冀求的烏托邦。

而在其中，對當下的台灣來說，有幾個議題也值得我們思考。首先是在義大利和德國，受薪階級過著工時不長、休假很多、薪水不低的生活，故能有每日每日的「work-life balance」，以及每年每年的旅行充電機會。這跟亞洲的我們相去甚遠，而背後關於人口密度、歷史資產、政府形態等等的理由繁複，確實不好三言兩語下定論。但這其中有個關鍵，是受訪的企業老闆們說：開心的員工效率特別高，而慷慨的給薪會讓他們樂於為公司的獲利付出。這麼簡單的概念，卻是台灣許多工作環境缺乏的，而背後的深層差異也許還在人對人的信任，換言之是心胸狹窄與否的問題。

另一個議題是教育，芬蘭的基礎教育不只時數短，還幾乎沒有標準化考試——亦即，盡量減少「有正確答案」的測驗方式。這是個有趣的概念，我們也都看到這樣僵化的（只需找到單一標準答案的）考試讓我們（當然不只我們，全世界許多國家都仍如此）的教育變成所謂填鴨式、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學習，老師沒有時間學生也沒有機會學習多角度思考。甚至這還反過來，造成我們許多人過度相信凡問題都有正確答案（或至少是最好的答案），少了接受世事的隨機性、不確定性，以及承認自己無知的謙卑。

再者，德國對於大屠殺歷史的（近乎神經質的）戒慎、恐懼，讓他們在教育上毫不逃避地直視這議題，告訴孩子們自己的罪人身份，用力撲滅任何重蹈覆轍的星火。這令人敬佩，也展現出在這時代，實踐普世價值的唯一正確方法。同樣地，若把這段落和台灣本身的轉型正義相提，則德國幾乎全體都是加害者後代的情境，跟台灣複雜的組成確實不同。但相對地，他們歷史的恐怖（或至少，全球知名的程度與細節）是最高等級，而就連這樣的他們都能面對了，我們真的應該想想怎麼更具體地往前踏。

最後是挪威。死刑不存在，監獄設計得寬敞不壓迫，不給予受刑人太多禁制，最長的刑期只有二十三年。而這樣的他們甚至擁有全球前幾低的謀殺犯罪率。然而 2011 年，畢竟還是發生了殺人魔的大屠殺，整部《插旗攻城市》最讓我驚訝／驚喜的一點也就在這裡：摩爾訪問一位當初被害的小男孩的父親，問他是否希望殺人魔被判死？他說他不希望。他說，因為他知道感化式的監禁以及非報仇的社會氣氛，是讓這個國家減少這樣的瘋狂份子、降低未來再發生慘案機率的正確方法。所以他不贊成死刑。

這真的讓我瞪大眼睛。即使知道，這可能不是全貌，其他受害者的家屬不一定這麼想，但麥可摩爾在此傳遞的反死刑概念，直接跳過原諒不原諒，而是對正向力量「治癒社會」的相信。在這位父親身上，體現了整個社會教育的成功，讓一個人對理想價值的信仰超越了仇恨和痛。不管這部片有多少嬉笑怒罵，或修理美國社會的故意偏狹，光憑這個細節，我就想推薦所有每一個台灣觀眾都應該進戲院去看。

推薦《插旗攻城市》，去看看紀錄片要怎麼拍成喜劇，又同時不失思考價值吧！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