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影評｜《我不是潘金蓮》：鍋裡鍋外通通是泥鰍

在模模糊糊的灰色地帶玩出一條生路，玩出一個故事，甚至玩出一番道理來，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之一，這是我從小聽相聲就懂的道理。二十幾年後，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也給我類似的感受，而這不只是談戲中劇情，也講戲外的這整個創作本身。這無疑是一部有趣的電影，情節叫人拍案，人物的言行更是擬真得入木三分；但是在戲外，劇作者的意圖和呈現方式，或許更值得尋思。

「我不是潘金蓮」是個駁斥句，是委屈極了的喊冤句，被丈夫虧負了的女主角李雪蓮，狀告法院不成，乾脆改走告狀路線，上京攔官車喊冤，而一個落魄的農村女子被枕邊人欺騙，這怎麼看都符合廣大無產階級人民的受迫害代表。於是喊冤有效，一連串遇事沒「辦好」的領導們通通被革職，問題是革完職也就了事，問題沒真正解決，一直伸冤未果的女主角於是年年告狀，變成地方到中央都聞名的頭疼人物。

在這故事內部，首先可以從兩個觀點來討論，但兩個都不能完全說通。第一個是：李雪蓮跟丈夫的「假離婚」計策出了差池，他不但另結新歡還當眾羞辱她是潘金蓮，這樣的冤實實在在，當然不可能吞下去。問題是，人情有理不等同於法有理，有時候被騙只能懊惱自己不精明，法律不可能涵蓋所有的道德評判場域，這是人治社會（的想像）與法治社會的現實差異。這也是馮小剛一下子圓、一下子方的鏡頭所要區分和表達的吧。

然而另一個看法是，這喊冤一開始就無理，劇中法官（即後來的院長）也說了：正是因為一開始就判對了，才有這一連串問題。於是從法制人員到地方首長，再到省長和中央，所有被牽連的人都才真的是冤。但是，這些人即使在處理上沒有惡行惡狀（片中小小踩紅線的「喝茶」約談橋段，也被馮小剛親口定調為「命令的層層傳遞走了味」），但根本沒人想過要對症下藥——或者，對他們來說的「症」就是這個人本身，想辦法打消，或阻止她的告狀，就是治本的方法了。許多人形容片中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的烏紗帽，這既是現實，又不只如此。在我看來他們不是「只在乎」這個，而是根本沒有能力，或沒有基本的知識概念判斷問題的根源在哪。

所以跳到故事外，對於馮小剛的創作態度，同樣有兩個觀點可以討論，而且一樣地，我都沒有完全同意。首先是，這是一場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意圖抨擊腐敗大力踩痛點，道出層層官僚體制的無用和昏庸。但若真如此，不會有越到上層越明事理的安排，不會有前述的「北京 = 方格鏡頭 = 法治」的概念對應，不會有最後看似「想通了」的認命。這不是《官場現形記》，而是更接近荒謬劇，一群無奈的或無理的或無賴的人們因為莫名的俗世規則和際遇，兜在一起，最後彼此浪費生命。藉此，馮小剛的確沒有要讚揚什麼，但把過錯都侷限在小奸小惡的範疇，也就沒有真的要用力針砭什麼了。

最後一種觀點，則是這終究是一部拍在灰色地帶，小貶大褒，小戳針大河蟹，以小民的酸苦當作娛樂，最後頌讚大官英明的主旋律電影。這方向我基本上認同，但覺得還是不完全貼切。這般說法的關鍵在於：片中最大的兩個官，人代會上的領導以及後期的眼鏡市長，一黑臉一白臉，都是看似真心為民的。如此一來等於是把所有過錯都侷限在基層或中游了。但真的是這樣嗎？對這點的討論要回到上面「故事內」的第二觀點，亦即到底有沒有人想要「對症下藥」？那場會議上的領導講話安排，是全片最有趣的洞察，從會場佈置之（無謂的）龜毛，到會議開始之後主持人對全場的耳提面命（不要亂放砲），再到這位父母官「我今天只帶耳朵來，不講話」的宣言，順便訓一下做球給他的下屬，再接到最後「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簡單講一下」結果一大串從和緩到疾言厲色根本早就準備好的稿子脫口而出，讓人想到中小學的朝會上，校長或主任講話，那種連我這小屁孩都能看透的表演路數⋯⋯。

我的重點是，領導被攔車，一聽這事有冤屈，但是沒有提出解決方法，只交待下面要處理，結果只「處理了下面」。同理，這一連串長官，連同那位眼鏡市長，動不動就「我來親自會一會她」，真的碰面了，卻沒有一個人跟她討論事情的原委，沒有人思考情理的不滿有沒有什麼其他法律途徑可以疏通？沒有人想辦法消解她心中的結，只想或軟或硬或曉以大義地勸她把結吞下去，或先放著吧，或讓它自然風化。於是說到底，我看不出這樣的官到底哪裡真的被頌讚了？

這裡面只有一些漂亮的話，「我們要以小觀大，要苦民所苦，要不能只在意自己」，但到底有誰有智慧看清楚問題？似乎還是無。所以，《我不是潘金蓮》是一部有趣的商業電影，是一個融合了精巧的戲劇斧痕，和精彩的人物嘴臉描繪的好玩故事。但它是否罵了什麼？或捧了什麼？我覺得一切都仍在一個灰色地帶，禁不起，或其實也沒那麼值得斤斤計較了。

【張硯拓】
影評人，1982 年次，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評審，經營【時光之硯】部落格及粉絲頁十年，著有電影散文集《剛剛好的時光》。信仰：「美好的回憶是我的神。」